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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与铁军有极深的渊源。当年孙中山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1师（兼任师长），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管教育班主任，分批轮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在第1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邓铿的信任。因此，无形中成为第1师的核心人物，与邓铿同心协力建设第1师，使它渐具革命军队的素质，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第4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非常赏识和器重，调邓部拱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又让他筹办黄埔军校。时粤军第1师的师长李济深为邓演达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1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孙中山拟委任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他谦虚地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学生总队队长，后升任教育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密切合作，知人善任，广泛吸收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人师表，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每次野外演习，必亲自参加并进行讲评。清晨与学生一起出操跑步。
说到跑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3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后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由于邓演达的这次关怀，使黄埔四期生林彪对邓演达终生感激。
邓演达每周还对学生做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抨击旧军队的腐化，宣传重视农民力量和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军容威武，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龙马不羁的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人士，如恽代英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1、5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
邓演达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迅猛发展。邓演达十分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以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表《对农民问题宣言》；担任农民部部长；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邀毛泽东为副所长。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毛泽东同志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弹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转道陕西潼关，抵达莫斯科。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后，受到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11月他与已在那里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邓演达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
在国内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邓演达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员主要是前总政治部人员，在国内已存在了两年。1930年8月，该党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通过了邓起草的《政治主张》，随后在14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令制反动统治，愿意在特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其称为“第三党”（这个组织于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新中国建国后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一些外国人也用最高级的赞美词赞扬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
邓演达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还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
当邓演达回到上海时，黄埔军校的一些毕业生如胡宗南、李延年等就秘密到上海和邓见面；陈诚也秘访过上海。为了将一些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邓演达发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陈诚也参加了第三党，是国军中著名的“第三党分子”。陈诚投奔粤军时，就是投奔邓演达，以后又随邓进入黄埔军校，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从陈诚的思想和作风看，是属于励精图治，对国家、对民族都要有所贡献的一类，这一点他也更接近邓演达。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忙着在上海组织第三党，经费无着，陈诚到上海看望邓演达时，仍表示支持邓的政治主张，愿从18军11师公积金内，为邓提供活动费用。陈还请邓派人到18军中工作，18军的一些军官，除陈诚而外，如主力11师的师长萧乾等对邓演达也相当尊重。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反蒋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为此，邓演达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邓演达对他在粤军中的号召力颇具信心，认为粤军主要将领和他都很有渊源，因此只要他义旗一举，粤军将领必然响应。按照邓演达和陈铭枢商定的计划，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由“邓演达去江西陈诚第18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统治。”
邓演达的军事策动全盘计划被蒋介石发觉后，蒋介石下令悬赏追捕邓演达，他本人并于8月中旬由江西来到上海，亲自坐镇指挥追捕邓演达。邓演达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在即将赴陈诚18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讲国内外形势，为叛徒陈敬斋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暗探冲进课堂，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20余人，夜间又查抄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该会负责人10余人。
蒋介石此时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蒋对邓的看法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所以此时蒋要求邓演达，最好是能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也不要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反对他。邓演达刚被押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