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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说：“既然希夷这么说，我们就拭目以待，毕竟只有半年时间，很快就可验证。关键是我们两广的钢铁联盟牢不可破，就可应对各种复杂局势。”
邓演达问叶挺：“不知希夷准备在广东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
叶挺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爽快答道：“与辞修（陈诚字辞修）的主张差不多，我准备请梁漱溟先生来粤搞乡村建设，不知择公以为如何？”
邓演达十分欣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
李济深更是大喜：“梁公再次入粤，必将使广东农村发生根本变化！”
1927年5月，应李济深之邀梁漱溟就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李济深倒了，梁的乡村建设在广东就搞不成了，1929年1月，梁漱溟这位国学大师离开了广州，结束了他在广东的短暂乡村实验之旅。叶挺这次将梁漱溟迎回广东，不但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非常支持，广西的李白黄也打消了疑虑：看来叶挺是要走第三党的道路了。
蔡廷锴此时说：“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希夷已安排择公之兄从武汉南下，即将抵穗，不久就可兄弟团聚了。”
邓演达更为激动：“贤初、希夷费心了！”
邓演达之兄邓演存，曾为北伐军第4军参谋长，与军长李济深关系极好，后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军衔中将。这次叶挺通过李济深将邓演存聘来担任广东兵工厂的厂长，一举数得：邓氏兄弟得以相聚；北伐铁军将领重会；广东兵工事业有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1932年8月初夏的广州二沙岛颐养园的“藕香水榭”，两广领袖、北伐群雄齐聚于此，达成空前一致团结，在当时中国，形成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鼎足三分中的一极，对中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文 第二十三章：经济基础
叶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自然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德国生活期间，也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拿破仑的一句话给了他极大震撼：“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叶挺明白，没有现代化稳健的经济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侮，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叶挺殚精竭虑谋划夺回广东的原因：广东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省。如果历史发展不出意料，中日全面大战在1937年7月爆发的话，广东足足有5年的和平建设时间，完全可建设为强大的抗日基地，远超陈济棠的“黄金时代”。
当时广东已经陈济棠数年建设，经济已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一跃而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广州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对于陈济棠“呕心沥血”（确实如此）制定的、洋洋洒洒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叶挺并不准备大改（陈济棠之所以同意去福建，保留并继续实施他这个三年规划是条件之一。且其中许多项目已经启动）。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叶挺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现在两人已可通过电台直接联系），砍掉了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作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对搞建设兴致非常高，又炮制了一份《南粤建设五年规划》，叶挺在蒋光鼐、蔡廷锴支持下，对其进行抵制，坚持由自己落实广东的建设规划，但具体实施可由陈铭枢的省政府负责（因叶挺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和军工建设上），才算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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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陈济棠如此热衷经济建设，中饱私囊、扩大自己的财源也是重要原因。1936年他下野时，携带去香港的银元达2600万元（1931年，整个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才3亿多元，可见陈济棠一人之财力几乎相当30年代初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手下的各级官员、军官也有一笔不菲的非法收入。不过现在是1932年7月，广东经济刚刚起步，陈济棠等人的收刮还不算多，为了避免大打出手，叶挺同意陈济棠等离开广东去福建时，可带去私人收入。结果陈济棠带走500万银元，其他的官员、将领带走几万、几十万不等，叶挺又为安置粤军去福建的部队（包括家属）另支付1000万元，这样广东银行剩下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得到的海内外巨额捐款的剩余，也不足3000万元，但已非常可观。
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都以廉洁著称，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九路军上下不存在贪污问题。陈济棠的粤军官兵新金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为了不致引起不满，归顺的粤军部队（达10万人）待遇不变（还规定至1932年的年底前每月发双薪）。至于十九路军从福建入粤的部队，待遇与原粤军相同。除去这笔开支，以及每月给广西的50万元，叶挺的启动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但已足够。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肃清贪污，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为了不致引起动乱，十九路军对选择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全部留用（象广州市长刘纪文就留用），但毫无疑问其中不少人在陈济棠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成为蛀虫。叶挺不动声色，以改造社为基础，仿造后世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均由蒋先云告知，不一一注明），大力肃贪。叶挺发布文告：“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经改造社调查，留用的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叶挺即将其免职，改任以公正著称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随即进行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逐次增至每月800万元。原财政厅长冯祝万被惩处，对广东各级官员以极大震动，贪污盛行之风得到刹止。叶挺又建立一整套防贪反贪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贪污（拧紧水龙头），又以肃贪为名将一批留用的贪官清除撤换，大大澄清了吏治，同时又以高薪养廉保证积极性，稳定了各级政府官员队伍。
陈济棠给广州留下最深印象的代表作，是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市府大楼、海珠桥。叶挺接手时，各项目都未完工，于是对其进行有选择建设。市府大楼称市府合署，当时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楼的南半部分，作为市政府办公大楼，至于二、三期工程则停工。同样道理，华而不实的爱群大厦当时还在图纸阶段（历史上1934年开工），也立即下马，节省有限的财力。至于中山纪念堂、海珠桥则继续建设完工，其中海珠桥于1933年2月15日通车，从此一桥贯通南北市区，促进了广州市的经济发展。海珠桥南面的市区广州人通称“河南”（今海珠区），当时农田居多，叶挺趁当时地价便宜，大量购买土地，逐步将该地的农民迁去新发展的番禺、南沙等地（这些地方当时荒地多，叶挺用这些荒地置换“河南”农民的田地，大大节约了成本）。陈铭枢对叶挺在偏僻的“河南”大量买地甚为不解，多次询问不得要领，只得实施。实际上叶挺此举颇有深意，未来广东的强大有赖于此，只有蔡廷锴等极少人知道其中奥妙，对其他人则天机不可泄露也。
陈济棠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将荔湾西村规划为省营第一工业区，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先后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厂（水泥厂），化学工业厂硫酸分厂、玻璃厂和西村发电厂等，使西村成为广州最重要的工业开发区。对此叶挺基本照陈济棠规划行事，特别是“士敏土”（水泥）堪称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除民用外，以后的国防工业建设也需要水泥。硫酸厂也是如此，因为硫酸是制造炸药的最重要原料。
其它项目如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与广西合作成立，通航广西、四川等地，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市立气象台（这个重要！不然叶挺预测暴雨得来的“人中龙”称号就要“穿煲”）及30条新辟马路（主要是繁荣商业用途）等都继续建设完工。
最大的建设项目是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武汉，当时武汉至株洲、广州至韶关段均已建成，只剩下中间韶关至株洲段尚未建成。完成此段铁路、使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历史上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十九路军曾组织了援热部队，但因韶关至株洲段未通车，部队只好在南岭的山间小道中步行，好不容易开到湖南耒阳，热河就已沦陷，何应钦与日本签了停战协定，使十九路军含恨而退。另外，当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对抗日进行整体规划，确定株洲为重要军工生产基地（许多著名的兵工厂迁来此处），而叶挺已规划将韶关作为最重要的军工基地，所以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