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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潜伏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获得董首肯后，由宋家出资，宋子文并经孔祥熙亲笔签名，授予董“财政部调查员”身份，化名周继吾。宋子文还交付董电台密码一份，以交江西中共当局，为日后和谈时联络所使用。
除宋子文经二姐寻得董健吾之外，陈立夫另安排CC系心腹、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密寻找与中共联络渠道。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的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布置下属谌小岑、谌又经过翦伯赞介绍致函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表示了国共合谈、共同抗日的意图。吕教授把这个信息报告了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各种检验与接触，周小舟于1933年1月到达南京会见了谌小岑。
中国共产党这边，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
历史上，毛泽东掌握红军的领导权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掌握党的领导权则是长征到延安后）。现在，一切有蒋先云暗中操作，将这一日期提前到1932年底，提前整整2年。
1932年8月10日中午，上海吴淞口。
从大连驶来的英国邮轮“白星”号停靠在码头上，一名瘦高的欧洲白人遭到海关人员的盘问。
“姓名？”
“奥托。布劳恩。”
“国籍？”
“奥地利。”
“来中国干什么？”
“考古。”
“对不起，你的旅游护照有问题，请跟我来。”
这个奥地利人一下紧张起来，但被迫进入旁边一个小房间。
里面有数名看上去颇为精干的青年人。其中为首一人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袁殊。奥托。布劳恩先生，你是以个人名义前来中国考古呢，还是代表某机构？”
“我受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考古系委托，前来考察中国的瓷器文化，准备去江西的景德镇一行。我的旅游护照是维也纳领事馆签发的，绝对没有问题。”
对方笑道：“护照是没有问题，只怕委托你的不是什么大学，而是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某机构吧（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是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你去江西不假，但不是去景德镇，而是赣州吧！”
奥托。布劳恩一下脸色苍白：“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还不清楚吗，华夫先生？”
奥托。布劳恩瘫坐在地上，作声不得。
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著名的李德。
他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博古狐假虎威弄出来的莫须有“共产国际派来的红军军事总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奥托。布劳恩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当军事观察员，他写的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指派他到上海和江西的中央苏区继续担任军事观察员，化名华夫（李德这个名字是到江西后取的），报告中国革命的军事情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博古必欲夺之兵权而后快，于是谎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实际上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当时是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狐假虎威轻易篡夺了红军的领导权。正是李德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90％以上的兵力（从1933年冬的30万人减少到长征后的不足3万人），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长征）。
蒋先云自然清楚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从大连到达上海的吴淞口码头（甚至其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海关的严格审查等等惊险的情节，于是通过胡底向袁殊发出指示。袁殊立即向中统头目徐恩曾报告，徐立即安排人手在码头截住了这条“大鱼”。
不久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三名常委之一卢福坦被捕后叛变，临时中央自然怀疑卢福坦是内奸。果然，继李德被捕后，红13军的军长胡公冕也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得转移（历史上于1933年1月前往江西的中央苏区）。不料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交通线被破坏。这是袁殊根据蒋先云授意破坏的，当时从上海去江西苏区，是在上海乘船前往广东汕头，之后经大埔进入江西，中途有联络站接应。中统派出的特务暗中加强了上海码头的盘查，1932年底，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吴淞口乘船时被捕（后叛变，这是蒋先云送给袁殊晋升的“礼物”）。由于唯一的交通线被破坏，临时中央不敢冒险，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博古等只得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从天津乘船，辗转到了莫斯科与王明会合。这样，左倾教条主义者大多云集莫斯科，在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成为临时中央，由周恩来、任弼时、项英3人组成常委，这大大有利于毛泽东同志地位的改善。
自毛泽东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已连续取得漳州、南雄水口大战的胜利。特别是水口大战，中央红军缴获粤军数万人的武器，大大改善了装备，又与广东的叶挺互通款曲，消除了根据地南面的威胁，叶挺还将大批根据地奇缺的食盐、粮食、布匹、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输来（红军也以部分赣南的钨砂作交换），改变了以往根据地极端贫穷的状况，原本工商业雕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的窘迫景象，已大大得到改善。项英毕竟不是博古，这些新气象和军事上的连续大胜使他逐步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加上周恩来、任弼时的影响，毛泽东更加可以放开手脚大干。
1932年8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歼灭西北军27师2个半旅，接着乘胜发起南城战役，击溃中央军28、43、59师，夺取了南城、南丰。战役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牺牲。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已牺牲3名军职干部，第一个是红3军的军长黄公略；第二个是红4军的军长王良；这次是赵博生。
由于南面无忧，使中央红军得以集中8万大军攻打南城，加上“红军炮”的巨大威力，终于取得南城战役的胜利。只有蒋先云知道，这次战役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
历史上的南城战役，直接导致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召开，按照外国评论家的说法，这是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见作品相关：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历史上1932年10月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项英、顾作霖、邓发曾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对周恩来十分不满：“他（指周恩来）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就在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毛泽东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但宁都会议后确实是毛泽东一生最失意的时期，他曾对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泽东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50页）。毛泽东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而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剧变。首先，引发宁都会议的南城战役胜利结束，这又完全符合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局的意图，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连续大捷，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的项英、顾作霖等不得不顾及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临时中央被迫离开上海去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观察员李德又被捕（后同著名的牛兰夫妇一起被释放），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没有了军事上的依靠，也不得不借助毛泽东的卓越军事才能。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的推动下，1932年底，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在宁都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补选毛泽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担负起具体的指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