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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在张学良的默许下，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有着共产党背景的人士。曾负责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工作的前共产党人潘文郁就是其中之一。
潘文郁也极有才气，曾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的秘书，被向忠发倚之为“文胆”。1931年潘被捕后自首，被中共明令开除党籍。后在黎的安排下，潘主持《北方公论》周刊，宣传抗日，并为张学良不抵抗行为进行辩护，张学良以之为知音。张学良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而黎天才口才一般，讲解起来又不大通俗易懂，张学良听得云里雾里，称之为“洋秀才上课”。黎遂乘机将潘引进机要组。正是在黎、潘的帮助下，张学良开始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等，不懂之处就请潘、黎二人为之讲解。潘因知识渊博，讲解深入浅出，被张学良当面称之为“老师”。这为东北军爱国官兵甚至张学良本人后来接近共产党埋下了伏笔。黎、潘，还有吴雨铭，一时被东北军称之为少帅“三伴读”。在“三伴读”的帮助下，张学良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到最后得出结论：“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潘文郁进入东北军后，和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接上了头，遂利用在机要组的机会，窃取了国民党大量军事情报转交中共地下党，为红军反“围剿”帮了大忙。至于黎天才，还有一个政治身份，即前共产党人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核心成员之一，接受“非委”的指示。对此，许多人并不知晓。
早在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王明以非正常手段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中央领导权，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和领导危机。以罗章龙为首的大批党内骨干因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而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他们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不久，罗章龙等被开除出党，“非委”成员相继遭到国民党捕杀，不容于国共两党的“非委”从此元气大伤。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罗章龙等幸存的“非委”骨干开始酝酿改变生存策略和斗争策略。
由于张学良一向主张“团结御侮”，对共产党知识分子一向比较欣赏甚至保护，也引起了罗章龙等人的好感。“非委”北方成员吴雨铭、李希逸等人被捕后，张学良有意指示由黎天才办理此案。黎天才乘机将吴、李二人提前释放，并逐步以“引进人才”为名，吸收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其中吴雨铭也因理论功底深厚，经常被张学良叫去讲解共产主义理论。黎、吴、李的这一行动受到时在河南大学（在开封）任教的罗章龙的认可。从此，“非委”在东北军中深深扎下了根，其政治目标也由反对王明集团转向推动张学良脱蒋抗日。但是无论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非委”活动几乎是一无所知。
所以，当叶挺说出张学良身边的“非委”和黎天才时，张学良大惊失色。
这时张学良说：“希夷你既已知道，我就不隐瞒了。我觉得，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但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择公讲讲自己的看法。”
邓演达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邓演达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邓演达随即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邓演达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共产党方面陈绍禹（王明）、赵容（康生）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母庆龄女士等近1800人签名，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他们有不同看法。他们提的是‘反蒋抗日’，但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所以特别请希夷亲自来谈谈。”
叶挺略作思考后说：“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江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赞同‘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只是苏联那边还有阻碍，不过我说过，这个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正如择公所说，我们华北与两广南北施压，加上共产党，就有可能逼蒋抗日。”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叶挺表示：“据我所知，毛泽东等主张，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介石领导。”
张学良非常高兴，充满信心地说：“这就好！这样就解决抗日领导权问题了。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只是苏联……”
叶挺道：“汉卿放心，苏联也会转变的。我们华北抗战，包括热河抗战乃至将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都可借助这个强援，抗日大业就有稳固而强大的靠山了。”
张学良十分兴奋：“有了苏联就好办了，日寇也会畏惧三分。”
邓演达知道张学良乃至东北军将士对日军均有恐惧的阴影，鼓励说：“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正谈话间，张学良又借口去厕所出去了。邓演达有点疑惑，问：“希夷，汉卿是不是生病腹泻啊？”
叶挺暗使眼色，邓演达更加疑惑，但也不方便再问。
深夜，张学良派人安排邓演达一行在正阳门外船板胡同的肃亲王府住下。肃亲王这座旧王府依然有壮观的朱红漆柱，黄琉璃瓦的古式屋顶，古色古香的亭榭，太湖石的假山，仍旧保有王府的气魄。高高的石砌围墙上通着电网，墙里爬着常青藤和凌霄藤，一脉平安幸福的家庭气氛锁住一院的寂静，确是一处世外桃园般的阔绰家宅。但王府门禁十分森严，明显地加了岗兵，以确保安全。
临睡前，邓演达找叶挺谈话，问：“希夷，你今晚几次对我使眼色，却是为何？”
叶挺说：“择公，你没看出少帅又什么不妥吗？”
邓演达迷惑地说：“不妥？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叶挺说：“少帅一向号称美男子，但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病弱难支，看上去没一点30来岁青年的那种朝气和旺盛的精力。这里面有问题。”
邓演达恍然道：“确实如此。但有什么问题呢？”
叶挺道：“择公你到处奔走，又身陷囫囵，后出国考察，所以不知道少帅的秘密。坦白说吧，少帅多年吸毒，现在毒瘾已经很深了。他今晚两次出去，不是去洗手间，而是注射毒品。”
邓演达大怒：“当真如此，他怎么敢！他家破人亡，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北的黑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他最应该振作起来，带头率部与日寇拼杀，哪知他却沉迷毒品，自暴自弃，如此怎么领导起华北的抗战！”
叶挺说：“说起少帅吸毒，也是杨宇霆唆使，不过少帅纵容自己，心志不坚，也是重要原因。这点我们不可对其点破，‘诈唔知’（广东话：假装不知道）行了。关键是他这个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职务必须保住，我们还要帮其力撑，否则蒋介石派他的亲信，例如何应钦之流前来接替，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在叶挺劝说下，邓演达才消了怒气。
张学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开始抽大烟，多年下来毒瘾已经较深。张学良后来试图用西药戒毒的时候，结果用药不慎，又染上了毒性更为厉害的吗啡（是鸦片精炼出来的），最后甚至发展到使用少量海洛因。大家都知道，鸦片毒性相对较轻，总体来说鸦片瘾总体还是比较好戒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宣布禁毒，几百万吸鸦片的中国人在国家帮助很快都戒掉了。
但是吗啡的毒瘾要厉害的多，比较难戒，需要长期的药物帮助治疗，另外还要靠个人的坚强毅力。
至于吸食海洛因的人，就几乎无法戒掉，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吸海洛因上瘾就等于判了死刑。
张学良使用吗啡，说明他的的毒瘾已经相当的厉害了！
到了1931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全面失败，颓废的张学良更加借助吸毒来缓解压力，毒瘾更为严重。据身边军官回忆：张学良一天需要进行数次吗啡的静脉注射，如果不能按时注射，就会浑身颤抖，面部抽搐，坐卧不宁！
此时张学良的吸毒时间已经有7年多，毒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