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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项英、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黄泥小屋。毛泽东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毛泽东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毛泽东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毛泽东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毛泽东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毛泽东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毛泽东、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阵营中难得的人才，圆熟（不是圆滑！）功夫真是历练到了家。他早年很喜欢汉朝的张良，其实，如果真的把他和刘少奇、朱德比作毛泽东的“汉三杰”的话，周恩来以结局来看真倒可以算作张良了（刘少奇的结局和韩信是一样的，朱德长期坐冷板凳，和萧何后来的被囚禁也差不多）。毛泽东被“二十八个半”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毛泽东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泽东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方针，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泽东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毛泽东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