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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7、105师的强大攻势下，石友三的几千叛军很快被打散，首脑之一白坚武被击毙，石友三、潘毓桂后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潜逃出北平，又去济南投奔韩复榘去了。
“送走”了何应钦后，深受毒品之苦的张学良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担负起华北抗战的责任，于是在外籍顾问端纳以及夫人于凤至、赵四等人劝说下，决定出国治疗。华北抗战的重担，根据邓演达、叶挺的建议，请冯玉祥出山担当。
张学良于是给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发去电报说：“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他请冯玉祥来北平主持大局。
冯玉祥此前已经宋哲元联络，欣然同意，要张学良先集中所有的骑兵，由经棚东山，抄热河日军的后路；并要张释放政治犯，鼓励张报父仇，雪国耻。自己则立即启程赴北平。
此时全国各界呼吁冯玉祥出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日本大举入侵热河，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冯玉祥。冯玉祥得知日本人占领山海关的消息时，曾毅然决定把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押出去，为前方将士做了1万件大皮坎肩，用去4。8万元。
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早于1月5日就从香港密电冯玉祥：“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冯立即分别密电香港和上海的李烈钧、徐谦、程潜等国民党中委，呼吁：“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他痛斥蒋介石，并表示以与暴日作殊死战，提出：“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章太炎从上海给冯玉祥的信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力劝冯迅速率军杀敌。
冯玉祥与共产党的接触更加频繁，向共产党提出派干部同他一起筹划组织抗日军队。共产党员张存实、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等来到冯玉祥那里工作，共产党员宣侠父也以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的身份来到张家口。
冯玉祥还派人去北平拜见著名爱国人士朱庆澜，请朱庆澜在饷项上帮助，朱慨然答应。
蒋介石、汪精卫对冯玉祥即将入主华北十分恐慌，屡电劝冯晋京。1月21日，孙科电冯，称蒋“敦请”冯等齐集首都，协谋御敌，表示甚诚。冯复电道：“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
国民党中执会再次电冯回京“共图大计”。冯复电说：“组织统一指挥之军事机关，统筹抗日军事之全盘计划。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热河、滦州等地最前线，严密布防，相机进击。并派兵防守河北、山东、江苏各海口，以防日军扰乱，再准备充实之预备军，分驻于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以厚兵力，派专员设置兵站于大军行径各地，以源源接济给养，免向民间勒索，义勇军之一切子弹饷糈，应予以充分接济。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
南京政府又先后派王法勤、黄少合、王月芝、李烈钧、马伯援、熊斌、王懋功等来张家口劝冯去南京，冯玉祥提出：“（1）不可与日妥协。（2）补充前方饷械弹药。（3）抚恤伤亡官兵。（4）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5）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4日，孙科再次电约冯去晤蒋。冯函复蒋说：“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
5日后，熊斌来见冯，劝冯南去，冯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冯玉祥到达北平后，派出代表多人与自己旧部和各地联络。张人杰和鲍刚两部首先响应，并派人去南京密约方振武。方振武即潜回山西领导张、鲍二部，组成抗日救国军，将军队开往北平，与冯会师。驻山西汾阳的军校，系冯的嫡系，该校的领导骨干和学员多为共产党员，3月中旬，全校师生3000余人经长途行军，来到北平。
冯玉祥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的帮助以及宋哲元的支持下，决定以张、鲍二部和汾阳军校师生为基础，整编石友三、庞炳勋等西北军旧部，除进一步充实29军37、38师外，另新成立132师，师长佟麟阁，与37、38师随即开往喜峰口前线，北平防务则由东北军105师等部负责。
历史上冯玉祥出山，以退到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10万余人为基础，组建了著名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但并非政府军队，被何应钦诬陷为“匪军”剿灭。现在冯玉祥即将出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组建抗日同盟军就没有必要。根据叶挺建议，这10多万部队基本就作为前线各军的预备队，以充实前线部队兵员，另保留一批骨干作他用。
张学良在冯玉祥到北平后，十分欣慰，决定立即辞职，出国治疗。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我身体不好，难当大任，怎能不走？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请大家服从冯将军，就是服从我；你们对不起冯将军，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华北这个地盘子，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听从冯将军的指挥，听从择公、季宽、希夷的谋划，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于3月11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民国19年即1930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冯将军东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3月12日，张学良便前往上海，痛下决心，力戒毒瘾，为此耽搁月余。4月中旬，当风和日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意大利邮轮出国了，为寻求救国之路，他先后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这是后话。
由于何应钦等中央大员已逃离北平回到南京，蒋介石和南京中央在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冯玉祥出掌华北大局，要黄绍竑代表中央予以“协助”。蒋介石自己也不兼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一职，这是因为对日军的强大攻势感到震惊，估计平津很快落入敌手（历史上蒋介石估计日军突破长城后将直下平津，为此还下令调“御林军”87、88师前往北平守卫，只是因为何应钦与日本迅速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作罢），那时就可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冯玉祥身上，使其再也不能翻身，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张学良离开北平后，冯玉祥于当日发表通电宣告就职：
“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迩者，热河全线不守，敌军迫攻长城，公言将取平津。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武装保卫华北，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
随后，冯玉祥自己暂代河北省主席，佟麟阁兼省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张砺生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同时改组了北平军分会的部分组成人员。
就这样，在叶挺的谋划下，借“石友三叛乱”巧送“瘟神”何应钦，消除了内患，又造成冯玉祥出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既成事实，使华北抗战有了坚强的领导，为之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正文 第三十七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