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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云牺牲。此役击溃了奉军主力，铁军又立下了辉煌战功。第二天，张发奎、徐名鸿、吴仲禧集合26师（含71团）部队讲话，张对所部在上蔡、临颖打得英勇，表示钦佩，还特别指出：“这一仗证明第26师也是铁军！”同时对蒋先云的牺牲致痛惜之意。6月，4、11军凯旋回武汉，市民热烈欢迎，墙上贴有“铁军钢矣！”的赞美标语。
第二次整编是1927年6、7月间，北伐军于6月初打下开封、郑州，张发奎部回师武汉。不久，成立第2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郭沫若任副党代表、谢膺白任参谋长，吴仲禧为副官长，辖第4、11、20军（由贺龙独立第15师扩编而成）。第4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第12师，师长缪培南；第21师，师长富双英（这个师原为奉军的1个旅，河南大战时奉军主力溃退，该旅困守上蔡，被第25师包围，后投归国民革命军，武汉整编时，编为21师）。第25师师长李汉魂，73团团长周士第，74团团长黄世途，75团团长李江。第11军军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辖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24师，师长叶挺，参谋长徐光英，政治部主任陈兴霖，70团团长古勋铭，71团团长欧震，72团团长史书元（许继慎打夏斗寅时负伤，由史代团长）；第26师师长许志锐，76团团长沈久成，77团团长胡公冕（共产党员）。第20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辖第1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2师，师长秦光远；第3师，师长周逸群（这个师刚组建，只辖1个团，团长为党员傅维钰）。另有一教导团，团长当时为共产党员侯镜如。
这两次整编，使铁军得到大的扩大。主要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在发展时期。两湖地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就有相当好的群众工作基础，尤其是工人运动。铁军的声名，更能吸引广大工农参军。安源和水口山的革命组织，又有计划地送青年工人去参军，如原北京军区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唐延杰及不久前去世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等，都是那时参军的。铁军出发时，官兵多属广东籍，到了两湖，除大量补充减员外，还扩大建制。有些团队，几乎全是两湖籍。他们有相当高的觉悟，一到铁军就和老兵结合起来，很快熔成铁了。如72、76、77团等都是在二期北伐前不久成立的，一上战场，就和老队伍一样，临颖大捷后，立即得到全军的好评，也得到张发奎的赞许。可见在革命熔炉中，光荣的革命事迹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感召力之大。后来的红军，也是老兵带新兵，老铁军带出新铁军来。这就是继承与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结果。
（四）铁军三分
正当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革命军阵营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党；5月中旬，夏斗寅独立第14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革命政府；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政变（史称马日事变）；6月上中旬之交，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反对工农运动。7月15日，一直打着“左派”旗帜的汪精卫等在武汉决定反共。一连串的事变，使中国上空阴霾四布，大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开始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焰还在继续燃烧。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讨论并同意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要是第2方面军中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及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500－600人。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中各派势力分道扬镳，铁军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一支是由共产党员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有第4军25师2个团（73、75团）和第11军24师3个团以及贺龙部的第20军6个团。南昌起义后，这支部队南下广东，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土地革命旗帜下，于赣南击溃蒋介石北路军钱大钧部及广西前来堵截起义军的黄绍竑部，顺利地到达东江之潮州汕头一带。但主力部队第24师于汤坑战斗失利，损失很大，仅剩千余人枪，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进入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继续战斗。第25师由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10月3日也遭强敌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余部由朱率领，转战粤赣湘边。20军溃散。
另一支是蔡廷锴指挥的第10师3个团。本来这支部队中，我党的力量也不小，其中第30团团长以下军官很多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部队中共产党员的职务，率队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参加新军阀混战。说到蔡廷锴的行为，不能不联系到陈铭枢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北伐出征时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28团团长。以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为军长，蒋、蔡分任下辖之第10、24师之师长和副师长，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和袍泽关系。“党权运动”中，陈铭枢、蒋光鼐离开铁军，到南京去了。蔡廷锴虽未出走，但于陈、蒋在思想感情上是一脉相承的。陈、蒋、蔡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在革命中显示出了两面性。他们在广东战争和北伐第一期是积极的，当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时，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发展，先是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倒向蒋介石，后是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脱离革命。这支部队在以后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第三支是张发奎的部队，当时还保持第4军的番号。自从蒋介石发动“四_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后，宁汉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争夺正统而展开了激烈斗争。“七一五”以后，汪精卫尽管撕下革命的伪装，但没有停止反蒋。当时革命阵营分裂为三大势力：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真正革命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所谓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右翼）。此时，张发奎尚在这三者之间犹豫观望，他倾向于汪精卫方面，但也表示反对压迫工农革命的唐生唐生智。南昌起义前，张发奎借东征讨蒋之机，移兵九江、南昌，窥测政治军事气候，似有南下广东，割据一隅之意。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第2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有人主张要追赶叶贺军。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放叶贺到东江，我们则以“援师”为名，趁机返粤。此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追赶叶贺军，率部南下广州。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去潮汕同南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打李济深，至少分化要迟一点。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想争取张发奎，继续承认他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他是7个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他们未到职前，分别由贺龙和叶挺代理。暴动第二天，贺龙、叶挺曾分别电告张发奎。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留在革命阵营里，也可以避免这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铁军分裂。但张发奎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他等待观望，不过是为拥兵自重寻找机会。因此，当政治形势明朗化后，他即反共，并在汪精卫“护党救国”的旗帜下作新的军事投机。
（五）铁军的结局
铁军三分后，各走各的路，最后的结局也迥然不同。
先说张发奎的部队。张部回粤，是要把广东作为重新起家的根据地。但广东这时为李济深、黄绍竑所控制，张与李、黄为争夺广东明争暗斗。1927年11月2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乘李济深赴沪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之机，发动了广东事变。12月11日，我党在广州举行暴动，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参加了起义。这不仅削弱了张发奎的军事实力，而且使他在蒋、汪、李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张发奎镇压了广州起义，但南京政府还是下令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并委缪培南为第4军军长。李济深返粤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新来之陈铭枢部，讨伐张、黄。不久，张黄失败，被迫下野。所部第4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4师，缪培南为师长，调往徐州参加新军阀的所谓第二次北伐。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张发奎打桂军，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张借此扩充军队，使第4师名为师的编制，却保持军的规模和实力，这使蒋介石十分忌恨。这时期南方又酝酿新的军阀混战，汪、桂两系勾结反蒋，使蒋更急于解决张发奎部。9月初，蒋令张师移防陇海路沿线，企图将该师在途中缴械。张发奎窥破蒋的意图，于9月17日通电反蒋，将由武汉船运至宜昌之蒋军夏斗寅部3个团缴械，并与桂军弃前嫌合作，第4师复称第4军，由沙市、宜昌经湘西南下广西。这是一次在地形、给养上都不利的长途侧敌急行军。张军克服困难，多次挫败何健的堵截部队，仅一个多月便到达桂林。张发奎就任护党救国第三路军总司令，与桂系联合反蒋。这年12月，张、桂联合进攻广州，桂军沿西江东进，张军由桂林进到北江下游。张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不理发，不剃胡须，说要打到广州才理发。作为一个指挥官，气势可谓盛矣。张与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混战于花县，张军大败，损失惨重，余部向广西退却，退到北流，又与追击军再战，遭到更大的损失，不得不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