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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时许，薄雾中传来刺耳的履带磨擦声，宝山路出现了日军的10辆坦克和装甲车，后面跟着数百步兵。日军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了！
如果没有准备，这确实是十九路军将士难以对付的大敌。十九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没有见过坦克，一般只有用集束手榴弹对付。但由于弹重而投掷不远，故须贴近攻击，而往往招致日军坦克、装甲车机枪火力和随伴步兵的杀伤，只能以巨大的代价才能击毁一辆日军坦克。那是肉体与钢铁的悬殊搏斗。
日军坦克、装甲车的火炮和机枪喷出密集的火力，将街垒打穿缺口，随即连续冲垮两道街垒。后面日军步兵气势极盛，嚎叫着往前猛冲。
一线我军似乎抵敌不住，退往最后一道街垒。日军洋洋得意，似乎突破在望。突然，最后一道街垒的我军掀开伪装，露出了德国产的37毫米平射炮（当时一般叫战防炮）。日军坦克在马路上行进，完全暴露在我军炮口之下。一阵5发急速射，日军原本威风凛凛、隆隆推进的10辆钢铁怪物顿时停顿下来，接着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升腾起大堆火焰和烟雾。
历史上日军坦克就是在京沪路重点突破的，即从天通庵车站沿京沪路向上海北站进攻。所以我事先将15门平射炮摆在这里最后一道防线（其余分配在日军预定的进攻路线横浜路和虬江路），引诱日军坦克前来送死。按照先云的说法，二战日军坦克不值一提，吨位小、装甲薄、火力弱，与欧洲战场的重型坦克相比简直就是玩具，他也懒得跟我说日军坦克的具体型号，因为都是小乌龟。二战中欧洲战场往往发生数千辆重型、中型坦克参加的钢铁大决战，而且双方发展出完善的战术，坦克、自行火炮、坦克歼击车、装甲步兵车的协同已到了艺术的境界。不过我在中国作战，就不必了解这些了。象日军这种坦克充当前锋硬攻的作战方式，根本没有战术可言，对付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军队还有一定冲击力，但面对隐蔽得很好的平射炮，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摧毁日军坦克后，我军士气大振，两旁高楼上的机枪火力点沿着宝山路从坐扫到右，从右扫到左，宛如筛子过滤般，将跟在坦克后得到日军步兵树叶般打倒在地。156旅6团的官兵趁机发起反冲击，收复了全部阵地。此役击毁日军坦克、装甲车10辆，击毙日军步兵30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我军仅伤亡数十人。
接着，我军集中布置在后方的20门德制81毫米迫击炮又对准日军炮兵阵地的大致方位进行覆盖性射击，日军炮火明显稀疏了下来。
这时，3架日军飞机出现在战场。
这肯定是从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起飞的，是老式的双翼机。按照历史，它们将集中攻击商务印书馆大楼，就是我前敌指挥部所在地。这是闸北一带最高的建筑。历史上它们是成功了，商务印书馆里大批珍贵图书文献被烧毁。
但有我叶挺在，他们休想得逞。一是我早就同时商务印书馆转移图书；二是在这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
在商务印书馆顶部平台上，伪装了2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
日本双翼机不知死活，慢悠悠地飞过来，而且进行低空飞行，完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的情报部门，肯定提供说十九路军是只有简陋装备的地方杂牌军吧！
正当它们准备投弹时，20门高射机关炮突然喷出密集的弹雨，在空中织就一张死亡之网！3架日机完全被火网罩住，被打得粉碎，栽下地面发出巨大爆炸声。所有地面的市民目睹这一壮观场景，无不拍烂手掌！我军民士气大振！
我暗叫侥幸。如果不是事先预知日机将攻击商务印书馆，我肯定将这批高射炮在闸北平均分配，就形不成集中火力效应。当然，为了提高射击精度，这些高射机关炮的炮兵战前训练几乎打光了1个弹药基数。这就是未来资讯的威力。无数关于日军动向的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我却得来如此轻易，你日本人在铁军面前，就等着收尸吧！
1月29日，在重武器支援下，身着灰布军装、身背斗笠的十九路军78师官兵有如神助，在闸北京沪路、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击退了日军的所有冲击。日本海军陆战队坦克大部分被击毁，步兵伤亡1000多人，基本丧失了冲击锐势。由于吴淞炮台还在我手里，日本军舰不敢逼进炮击，“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莫名其妙损失了一半舰载机，也不敢再派出飞机轰炸。驻沪日军已经无力再战。
29日晚上8时，日本通过英、法、美各国驻沪领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我们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也要需要时间疏散位于交火区中的市民；此外，我军也要加强部署准备迎击日军更猛烈的攻势，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
由于初战告捷，官兵士气极高，纷纷要求进行反击，一举歼灭上海日军。我心里明白，我军重武器弹药有限，用于防御勉强尚可，用于进攻将很快消耗掉，而这批重武器弹药我另有大用。再说日军就象太平洋战争表现的那样，进行敢死冲击固然伤亡惨重，但龟缩防御却威力很大，即使拥有绝对火力优势的美军也流够了血。只有轻武器的十九路军如果大规模反击的话，非头破血流不可。所以我极力压制了反攻的意见。好在由于我精心部署赢得初战大胜，威望如日中天，官兵们还是勉强接受。
十九路军指挥部立即调整部署，命令原驻镇江以东的60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61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29日凌晨1时，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_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十九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
由于胜利鼓舞，举国振奋。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宁粤合流后改组的国民政府不能不缓和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于是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汪精卫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侵略和十九路军自发的抗战，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料《对淞沪事变宣言》：“中国当局处此情形，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蒋介石已于1月28日返回南京主持军事，也于1月30日发出《为“一_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最后议决在全国划设4个防卫区：以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黄河以北）、第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江南及浙、闽）、第四（两广）防卫区司令长官，并电令川、湘、黔、豫、赣、鄂、陕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同时将京沪地区的军队作了部署调整：十九路军第61师将镇江的防务交予第87师，部队开上海大场镇附近；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为十九路军预备队，以1个团加强江阴要塞的防守力量。另外电令驻开封的炮兵第1旅拨野炮8门、重炮4门开驻蚌埠、滁县一带待命。
中央积极的抗战姿态，也给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以很大的鼓舞。我则很冷静，这些措施短时间将很难见效，当下十九路军主要还得靠自己。接下来面对的，将是残酷10倍以上的战斗！
日本得知上海日军进攻闸北失败的情况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及有关各大臣举行了内阁会议。2月2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决定向上海增派部队，扩大侵略。当日，日本海军将准备增援及已在上海的部队组成第3舰队，由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任司令官，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陆军令第9师团紧急动员，做好去上海作战的准备，并将第12师团的第24旅团配属以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组成混成第24旅团为先遣部队。由于陆军和海军在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