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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为骨干，组成为34团，以后改称4军独立团。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作战中周士第打出了“猛将”的声名。1927年1月4军改编时，我任25师副师长，独立团改为该师73团，团长就是周士第。南昌起义时我任前敌总指挥，周士第任第25师师长，蔡廷锴当时任第10师的师长，两人是平级的。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失败后，周士第与部队失散，也不知道余部上了井冈山，于是去上海找党中央，“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正在上海。蔡廷锴对他还是信任的，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委任他为团长，所以我知道蔡廷锴一定会接纳他。
按照历史，周士第在“福建事变”后去了苏区，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抗战时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是徐向前手下的18兵团司令（政委就是胡耀邦），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其实按照他北伐时团长、南昌起义时师长的地位，是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的。
至于黄琪翔也与我有很深的渊源。在第一次北伐时是与我齐名的团长（第二次北伐时蒋先云才打出名声），当时我所在的独立团属于4军12师，黄琪翔就是12师下辖的36团的团长。在最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大家见汀泗桥敌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都感难打。黄琪翔建议以所部36团迂回桥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两边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后果然大胜。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当时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只有我和黄琪翔两人。他的升迁比我还快，1927年6、7月间铁军第二次整编，黄琪翔已担任4军的军长，我还只是11军24师的师长。张发奎的声名，其实基本上是靠黄琪翔打出来的。铁军分裂后，他跟张发奎走，率4军回师广州，1927年11月残酷镇压了有我参加的广州起义，屠杀起义群众3万多人，与我势成水火。由于杀人太多，舆论大哗，黄琪翔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后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补习德文。在柏林期间，在邓演达、宋庆龄等撮合下，他赞同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我和他总算捐弃前嫌。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琪翔担任该党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黄琪翔积极组织义勇军。蔡廷锴也很钦佩他，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邀请他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因为这些渊源，我在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后，立即与在上海的周士第、黄琪翔取得联系，由他们组织义勇军，并许诺蔡廷锴一定欢迎他们回到铁军的。当然，洞悉未来历史的我，是不会让“福建事变”发生的，因为我和先云已经商量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我的建议下，蔡廷锴果然任命黄琪翔为61师的师长，周士第为61师参谋长。在抗日的大旗下，铁军各路虎将终于又团结在一起了。
1月20日晚，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参谋长邓世增等来到了真如的十九路军总指挥部。
他们一坐下张治中就急切地问：“如公，援军怎样了？什么时候开来？”
陈铭枢苦笑道：“文白，援军，就不要指望了吧。”
各位将领俱大惊（当然只有我例外）：“不是说几个师已经接近前线了吗？”
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邓世增解释说：“本来有6个师的兵力已陆续开来，但由于我军未能吃掉第9师团，且全线后撤，老蒋又改变了主意。起先如公打电报给老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作工为祈。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诚）卫（立煌）谭（道源）各部，兼程前来无误，无论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老蒋却答复说：‘所请饬调上官及陈、卫、谭各部，查上官部因渡江困难，今日止，尚只渡过一营，陈、卫各部，分防赣西，更非短时日所能集结。军事最着确实，上述办法，以难预期之事，求其适应机急必至贻误戎机。’何应钦更是下令：‘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蒋光鼐问：“所谓渡江困难，到底为何？”
陈铭枢叹口气：“还不是老蒋的借口。他说什么日本人已经发出警告，如江北我军上官云相、胡宗南等部敢渡长江加入淞沪战场，就要派军舰截击，封锁南京、采石矶江面。其实日本人在淞沪被打得焦头烂额，哪有余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如日本人扩大战事，我军海空军全力参战，在长江内与日军还是有一战之力的，所以这纯属老蒋托词。说到底，老蒋还是首鼠两端，还是‘剿共’重于抗日。他授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电报说什么‘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顾也。……日本之兵可随时添增，我之增援（因剿共）自穷，故不如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疏，故（驻江西各部队）不宜稍予抽调。’”
邓世增补充说：“本来在江西的蒋鼎文的第9师等部已经开拔，却被熊式辉压住。在广西的张发奎念在铁军同袍的情义，虽然与我们三次血战，这次也主动派出第4军经湖南由武汉东下。但何应钦告诉张发奎不该来上海，而调该部去了江西萍乡，协同熊式辉‘剿赤’。其实老蒋心里，就是尽快与日本人讲和，好腾出手来‘剿共’。他让我们在前线顶一下，不过是增加谈判的筹码，还说我们打大了，没有见好就收，搞得现在很被动。他当面对我说：最好趁着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比较援兵不继，改作城下之盟，那时条件更苛……”
众人均大失所望。特别是5军各将领，原以为蒋介石派出了御林军，应该真心抗日了，现在御林军伤亡惨重，援兵却是不继，不禁灰心。张治中对我说：“希夷，又被你说对了。蒋介石就是搞证券经纪人那一套，现在我们受挫，他就抽回投资。但不是我们不卖命，敌人放毒气，我们有什么办法？”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和心腹，多少知道内幕，说：“委员长是寄希望3月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逼迫日本人和谈，要我们守住现有防线。只是我们各部均已残破，要守住只怕很难啊！我劝过他，京沪、江浙、皖南赣北一带国军有60个师以上，哪怕抽十分之一上来，就足够了。但现在看来，唉，委员长主意已定，我怎么说也没用了。”
陈铭枢转向我：“希夷，你怎么看？”
我悠悠道：“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我吟唱了一句宋代著名诗词大家辛弃疾的词句。众人听后，均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辛弃疾这位生在国破战乱时期的爱国诗人，一生忧国忧民，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词章。他在这两句词中感慨：金人掀起的战尘未落，边寨之马肥壮，正好兴兵抗金，收拾破碎的山河，然南宋朝廷苟安软弱，退缩长江以南，致使半壁江山沦人金人之手，大宋空有肥壮的战马，而英雄却无用武之地……
我接着说：“现在别说60个师，就是6个团，也指望不上，只能靠我们现有的力量了。老蒋要讲和，但离国联开会还有差不多半个月，日本人不会甘心的，肯定大举增兵，以夺占上海，取得谈判有利地位，再逼我承认东北伪政权。现在我军退无可退，但要面对新锐的优势敌军，只怕力有不逮啊！”
蔡廷锴说：“希夷，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情报，你说来看看。”
我说：“由于第9师团也被打败，日本军部十分恼怒，新组成上海派遣军，启用原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现任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出动第11、14师团，以及大批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总兵力在7万人以上，将于近日在上海某处登陆，企图歼灭我军，挽回败局。”
听到日军兵力如此强大，众人又心里一震。蒋光鼐则振作说：“好嘛，这说明我们还是打得好。这个白川义则，是继盐泽幸一、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后第四位司令官了。临阵频频换将，乃兵家大忌也。我看日本人也是技穷了。”
蔡廷锴道：“哪我们如何应对呢？”
我谨慎地说：“日军总兵力是不会错的，但我不知道它们两个师团究竟是分别登陆，还是一起登陆。在情报搞准之前，我很难作具体参谋。”
我当然知道，按照历史，日军第11师团应于3月1日登陆，第14师团在一星期后登陆。但现在情况有重大变化，起码日本人使用毒气弹就是我没料到的，而且由于淞沪日军损失过大，上海派遣军肯定会提前登陆。看来如先云所说，历史“蝴蝶效应”已经出现了，我的“老黄历”已经未必管用，现在就看我的真本事了。但我是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打出来的，又得到先云的未来资讯，还是有信心的。
“一个先来如何？两个一起来又如何？”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唐光霁问。
“如果敌人先来一个师团，则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各个击破，不惜一切全力把它吃掉，以震慑敌人，等到3月3日国联开会就好办了。如果敌人两个师团一起来，嘿嘿，一个第9师团就打得我们伤筋动骨，再加上第11、14师团，我们很难扛得住。但无论如何，3月3日是一道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