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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2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由第2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中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4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4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4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共产党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3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3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4军。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4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第、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林彪、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13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16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24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4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这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铁军的后勤工作也颇具特色。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后勤保障有重大作用。铁军向北洋军阀控制的两湖进军，主要是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供应。当时广东发行的纸币，在湖南地区都通用。铁军沿广东出发到武汉，都用广东纸币或部分现金，就地购买军需品和薪饷。在重要进军道上设立兵站，使后续部队得到部分供应。由于铁军纪律好，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群众拥护，行军作战中吃穿都不困难。武器方面，沿广东出发，铁军装备整齐，一人一支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进入两湖，军队扩大，都取之于敌。打到武汉，这里有早负盛誉的汉阳兵工厂，我党在这个工厂的工人运动，本有基础，北伐军一到，革命情绪高涨，立即得到大批弹药供应。
第4军博得“铁军”之名，是同他们的领导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蒋光鼐、叶挺、黄琪翔、蔡廷锴等有直接关系。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受过较完备的军事教育，久随孙中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忠于民主革命，追求进步。作为革命军人，他们的素养、气质都较优良。张向华之蹈历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再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琪翔、蔡贤初之立马疆场，廖乾五之善于政治工作，加以苏联军事顾问善于筹划，等等，历史传为美谈。铁军之名是在他们指挥之下打出来的，加上广大官兵的奋勇牺牲，使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北伐战争中的突出战绩正是他们指挥艺术的体现。“铁军”的光辉称呼，博得当时社会各界和历史的承认。这是在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下，造成了英雄造时势的壮丽局面。
作品相关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狠。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