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ǖ�36位军事家之一。
许继慎，1901年生于安徽六安，早年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1年4月参加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共产党。他加入了蒋先云发起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著名的左派学生，能讲能打，令贺衷寒为首的“孙文学会”的右派学生非常头疼。毕业后他任军校新编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相继参加平定广东商因叛乱、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10月黄埔学生第二次东征，他已因屡立战功升任团的党代表。次年7月北伐开始，他受党的委托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后接任2营营长，参加了强渡汨罗江、攻克平江、岳阳、通城、夺取汀泅桥、贺胜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1927年春，叶挺出任国民革命军11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许继慎任72团团长，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军的纸坊之战，大获全胜。南昌起义时，许继慎因伤没有追赶上队伍，秘密潜入上海寻找党中央，后被周恩来派到鄂豫皖。
许继慎潜心学习革命游击战争理论，使自身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受命任红1军军长的许继慎来到鄂豫皖苏区后，将3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2000余人消灭1。5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奇迹。红军战士们都说：“军中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早就看上了许继慎，认为他才能不在陈赓之下，说只要他过来省主席还是军长随他挑。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事家，由于得罪张国焘，历史上被害于白雀园。
现在一切苦难都过去了，他即将在广阔的战争舞台再次大显身手了。我默默地想。为了不惊动他，我悄声退了出去，又去看望了周维炯。
周维炯的身体情况与许继慎差不多。他时年26岁，原本身高面白，英俊勇武，现在也是奄奄一息、不成人形了。
周维炯，1908年生于安徽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早年就读于商城笔架山农业学校时参与革命活动，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他赴武昌在黄埔武汉分校（后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课。他枪法准，才能过人。学习结束，党派他回乡组织武装暴动。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工农红军第32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周维炯的表兄漆德玮，1908年生，1926年入党，和他一块闹革命，是商南起义领导者之一，也是一员猛将。后来是红军师长，但过早牺牲。不过欣慰的是，现在著名的周师长总算保下来了。
时空的机缘让我来到了白雀园，我终于改写了这段残酷的历史。
但我的“改造”任务还未完成。我在白雀园呆了2天，陪同刘伯承、左权对遭冤屈的干部进行安抚后，又匆匆告别，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
新集。大别山金三角腹地的一座山城。地处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南下麻城、黄安直通武汉，东经商城进抵六安、合肥，北出淮河之滨，西近平汉铁路，三面环山，小潢河穿城而过，是个风景美丽的历史名镇。城内方圆数里，城墙高两丈，宽七尺，全部用厚重的青石条垒就，就是迫击炮弹打上去，也只能留下一个白印。自从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这里举行过许多会议和政治活动。这里办起了规模空前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医院、小学和干部学校；设立了“列宁号”飞机场。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因为亲自监督飞行员龙文光驾机作战，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空军司令”。这里还有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其妻子张琴秋。三人都是王明核心“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我这次来就是找他们三人谈话的。
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我终于见到了这三位“历史名人”。
陈昌浩比张国焘还喜欢讲排场。从机场进城时，他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指挥官外黑内红的斗篷，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就象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的一大帮警卫员，全骑着马，背着20响的驳壳枪，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一阵鼓点般的响声。我还未与他见面，就感到先声夺人。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相交甚笃。1930年陈昌浩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天回国，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现在，王明将他派到鄂豫皖，主持当地和整个北中国的团结工作。陈不是理论家，却是一位年仅24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涨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家。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后，并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在这块苏区内推行“中央路线”的责任，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陈昌浩对推行张国焘的错误、以及西路军的失败均负有责任，但也是有历史功绩的。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别组成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在的右路军和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张国焘仗着兵强马壮，意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就北上南下之争于9月9日给陈昌浩发来密电。电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另一个则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还有资料说这两封是一前一后。
密电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等立即率领右路军北上，脱离了险境。以后毛泽东多次说起这件事，说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红四方面军知悉后，有人主张追上去，徐向前不同意，说了那句名言：“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陈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彭德怀曾经回忆此事：“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一旦南进，按照张国焘的劣迹，他是不可能“觉悟”的，毛泽东等人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张国焘的手中了，后果无法料想，中国革命的轨迹很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立下了大功，但陈昌浩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根据当时组织原则，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去了苏联十多年，1952年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回到北京，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调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婚。1967年7月30晚，61岁的陈昌浩绝望中吞了大把安眠药自杀。
沈泽民和妻子张琴秋的经历也颇为传奇。沈泽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胞弟，浙江桐乡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读，1921年回到上海，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还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1923年春，张琴秋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与沈泽民相识。
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会上，沈泽民与沈雁冰，施存统、向警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国共合作新阶段的到来，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建立，沈泽民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绍张琴秋考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在沈泽民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于1924年冬在上海结婚。次年10月，张琴秋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初，沈泽民随同刘少奇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也不忘情于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因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1931年4月，两夫妇被中央双双派到鄂豫皖。
临走前，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告别辞行。据沈雁冰后来回忆：“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俩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我见到身材矮小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只见他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把个小烟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