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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镇七里坪，很多年前只有三家小饭店，来往于六安、合肥、光山、信阳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称七里坪了。以后经商的人多了，南北铺了一条街，两边摆满小铺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宁街”；红军打胜仗了改名“长胜街”。
清朝末年，王朝腐败，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军进驻七里坪；清军谭军门奉命“追剿”，太平军撤出七里坪。谭军门看到这儿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驻下来不走了。谭军门为了防范太平军，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筑高墙，城墙高二丈，宽四尺，周长三华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龙枪，城坚利炮，太平军不敢再来，他们也不来了。
现在红军来了，再也不会走了！
鄂豫皖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形势，就像从天台山南面、七里坪西门外边奔流而过的倒水河，长年不断地流着流着，时涨时落，时起时伏，时高时低。有时是那么汹涌澎湃，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有时又是那么清清悠悠，好像琴弦一般叮咚作响。严冬时节，不免也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呜咽之声。然而，这倒水河的流水，从来也没有干涸过，总是不断地流呀流呀，奔腾向前！
就在七里坪以南20公里，黄安战役刚刚结束了2个星期。历史上这一仗，红四方面军共歼灭敌军1。5万人多人，其中俘虏1万多人，缴获步枪7000多支，迫击炮12门。现在由于我的后知后觉，黄安这一仗胜利规模更大，歼灭敌军2万多人，其中俘虏1。5万多人，全歼敌69师，以及30、31师各1个旅，缴获步枪1。2万支，75毫米山炮12门，82毫米迫击炮36门，以及黄安城内储存的大量物资，包括10吨黄色炸药。敌69师的师长赵冠英在覆灭前作垂死挣扎，下令主力向南门突围，自己却从西门逃跑。我早知他的伎俩，离开前线前已告知陈赓，要他防止赵冠英从西门突围，最好不留活口。陈赓的红12师已经围困黄安3个月，攻城时部队伤亡不小，全师上下无不对“赵瞎子”（赵冠英有一只眼睛过去在战斗中被打瞎）恨之入骨。无须下令，发现“赵瞎子”后一顿乱枪，打得如筛子一般。赵冠英是接到命令组织向郭受九开炮的指挥官，炸死了张国焘，为避免事后追查麻烦，我当然要“杀人灭口。”攻占黄安后，鄂豫皖苏区立即将其命名为红安，由于缴获了大量物资，根据地群众和红四方面军过了一个丰盛的新年。
1932年元旦的新年除夕，七里坪见证了红四方面军浴火重生的灿烂辉煌！满街迎风招展的红旗、红色的灯笼、挤得水泄不通的身穿大红新衣的群众、无数头顶红色五角星来来往往的红军指战员，加上一串串炸得震耳欲聋的红色鞭炮，使得七里坪成为红色的海洋！
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齐集于此，共贺新年！由于巧妙地处理了张国焘，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红四方面军达成了空前的团结，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大军，已经牢牢扎根于大别山上！
这是多么伟大的盛会啊！我望着眼前无数名帅猛将，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这里，有一位未来的共和国主席（李先念）、10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家（刘伯承、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许继慎、蔡申熙、曾中生、左权）、2位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徐向前）、3位共和国大将（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还有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倪志亮、杜义德、王近山、韩先楚、秦基伟、谢富治、李德生、肖永银、刘震、洪学智、李天焕、王建安、詹才芳、郑维山、王新亭、周希汉等几十位共和国的上将、中将，以及历史上牺牲的卓越红军将领旷继勋、吴焕先、余笃三、孙玉清、熊厚发、陈海松、余天云、周维炯、刘士奇、陈奇、刘英、甘济时、廖荣坤、徐百川、姚家芳、高敬亭……难怪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遭到了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西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西路军等多次重大挫折，仍能保持住强大的战力，毛泽东也称赞：“四方面军人才济济”。而现在，我有信心，红四方面军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他将象牢牢扎根于大别山的冬青松柏，傲雪挺立，青苍高洁！到全面抗战爆发时，这里将不只走出一个129师，而是5个、10个……
我压抑着内心无比的激动，宣布了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复电，公布了各项任命：
“任命刘伯承同志为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是名正言顺的，从129师开始，刘伯承指挥着这支光荣的部队，走过太行山、鲁西南、大别山，直至逐鹿中原、决战淮海！名称虽历经晋冀鲁豫、中原、第二野战军的变化，但铁军的钢铁雄风却从来没变！他只是提前了5年指挥这支英雄部队、提前15年来到大别山。临时中央曾有意让我接任张国焘的这些职务，我巧妙予以拒绝，坚持只保留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苏区特派员的身份。我自己明白，我不是叶挺，更不是历史上的蒋先云，只是一个学院派书生，机缘凑巧来到这个时空，就只做自己应该做且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是野心勃勃，瞎指挥硬插一杠子，肯定又是一个新的教条主义者，非坏事不可。
我，另一个时空的中华共和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蒋云翔副教授，平素喜欢围棋，奈何水平低劣，勉强混个业余二段。平时看超一流九段高手对决、听解说者深入浅出，也似懂非懂，似乎还能略微领略其中奥妙。但轮到自己放手对弈，则昏头转向，败多赢少。要是与超一流高手对战，不，即使与专业初段对战，那肯定是兵败如山，惨不忍睹。所以我来到这个时空后，就经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要乱来一气。我唯一的优势，就是知道未来的资讯。恰如两个超一流九段高手对弈，局势纷纭复杂，僵持不下；此时某高手福至心灵，下出妙手，人皆赞叹；某高手心神一乱，昏招叠出，人皆扼腕。我这个业余二段，由于预先知道了未来的棋路，就在两大高手对弈苦苦思索时，当着九段高手和围观众人的面，洋洋得意指出某着为妙手，妙在何处；某着为败招，如何自取其辱。看似舌灿莲花、妙语连珠，观者、弈者无不点头，以为某不世出超级高手；实则后知后觉，依瓢画葫芦，要是自己下场对弈，非头破血流不可，立刻穿帮。
所以我决定不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占着任何位置，我的作为，就是替红四方面军的杰出军事家和指挥员扫除障碍，将张国焘和“三人团”赶下对弈台，由真正的超一流九段上台对弈，就是完成了我的使命。幸好没出什么大的差错，这一步我是做到了。我接着念：
“任命徐向前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曾中生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旷继勋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蔡申熙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校长，左权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刘士奇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舒玉章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朱瑞同志为红四方面军炮兵司令员，胡底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郑义斋同志为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
曾中生、旷继勋曾经领导开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辉煌时代，之前他们被张国焘撤职贬到后方，现在重新走上前台。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生，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四期生。参加过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北伐军进武汉后担任过《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过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青年革命家。
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同年4月，他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徐向前说：“曾中生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这些著作后来被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为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杨尚昆同志指出曾中生的军事著作直到几十年也还发着光。1935年8月被张国焘杀害于卓克基。由于封锁消息，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被害。1936年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不放心，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林彪的长兄）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可是，此时距曾中生被害已经半年多了！
双枪名将、武林高手、杰出将领邝继勋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他号集成，1895年9月16日出生于贵州思南县城。邝继勋从小刻苦读书、练字，使拳弄棒，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