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晌醒胨涨闹浇ㄒ彩枪埠凸�36位军事家之一）。
蔡申熙军事素养极高，被称为“军中智囊”。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疾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
由于残疾，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林彪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之前他在军校主持了4期训练，培养了1000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所以要蔡申熙担任参谋长，主持军校，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再说历史上他不久后转任红4军的军长，很快就在战斗中牺牲，所以我特别怕他到野战部队去。
至于左权，正当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副参谋长，就是能跟随方面军总部直接到前线作战。历史上他在八路军中也是担任这个角色。
刘士奇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4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被张国焘迫害前，就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
胡底接替周纯全，担任了政治保卫局局长，这样就掌握了核心机密和电台。根据我的要求，临时中央已将宋侃夫调来鄂豫皖。宋侃夫是电台通讯和密码专家，历史上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在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时刻，正是靠他提供的情报，红四方面军才从几十万敌军包围圈中成功突围。我提前调他来，一是换下张国焘的人，二是靠他破译密码，免得遭受“历史蝴蝶效应”的暗算。政治保卫局原来主要的任务是反右、肃反，现在陈赓、旷继勋、胡底三大中央特科的高手齐聚鄂豫皖，肃清特务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要胡底将主要精力放在“防左”方面，妥当处置张国焘的余孽。
我跟着宣布：“任命许继慎同志为红1军军长，倪志亮同志为红1军政委；任命姚家芳同志为红31师师长，徐朋人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周维炯同志为红32师师长，熊受暄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百川同志为红33师师长，姜镜堂同志为师政委。”
红四方面军原来只下辖红4军和红25军。红4军3个师全部配齐，红25军只有73师这一个师。由于大批“白雀园干部”解放，但原职位已满，为不致于冲突，我特地向中央另外要了4个军的番号，以安置干部。
当时中央正在号召猛烈扩大红军，甚至提出要迅速扩充至50万人以上。当时全国红军不过10多万人，为扩大影响，大造声势，迷惑敌人，故各地发布了一大堆军、师的番号，实际上军的编制不到国民党军1个师，师至多相当于国民党军的1个团。由于番号纷杂，重复甚多，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军委陆续颁发统一的军番号。但一些著名部队也有重复的。因为红军的肇始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第4军独立团，有着“铁军”的威名，威震全国，为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同时表明红军继承了北伐“铁军”的优良传统，所以各大根据地一开始就都有红4军。中央红军上井冈山的红4军就不必说了（这是正宗的正宗），湘鄂西、鄂豫皖都有红4军。后来湘鄂西的红4军换了番号，但鄂豫皖的红4军一直保留。有红4军番号者，均为头等主力。还有就是红3军番号重复，中央红军的红3军就是著名的“飞将军”黄公略的部队，湘鄂西的红3军领导人就是贺龙，都大名鼎鼎。
我这次要来的军的番号，是红1、9、27、28军，都是鄂豫皖历史上曾经存在且有影响的部队。
令人奇怪的是，红1军番号为各军之首，但历史上红1军番号长期空缺。只有许继慎到达鄂豫皖后，1930年4月将原红11军的31、32、33师组成红1军，不过很快就与蔡申熙的红15军合并成鄂豫皖红4军，至此鄂豫皖红1、15军番号缺失。由于1931年12月13日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刚在江西的宁都起义，震动全国，被改编为红13、14、15军，15军的番号已经用了，所以我在鄂豫皖只有恢复空缺已久的红1军。许继慎是该军的老军长，军政委倪志亮原为红4军红10师的师长，资格也老，与许继慎搭档也合适。
按道理恢复红1军番号的话，其下辖的3个师番号应为红1、2、3师。但中央红军的红1、2、3师大名鼎鼎，为避免重复，所以使用原鄂豫皖红11军的31、32、33师的番号，也有历史继承性（红11军番号当时已经存在，不过是广东东江纵队的，影响不大）。这3个师的师长姚家芳、周维炯、徐百川都曾在黄埔军校或武汉分校学习过。所以红1军的主要军、师领导，是清一色的“黄埔系”（许继慎是一期的，倪志亮、姚家芳是四期的，周维炯、徐百川是分校的）。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历史上曾任红25军75师的师长，被沈泽民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监督利用”，后终于没有逃脱沈泽民的屠刀。红25军军长吴焕先几次相救，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只能洒下热泪。
徐百川，安徽合肥人，1901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入党，是皖西中共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将才。
周维炯过去就是红32师的师长，徐百川过去也是红33师的师长，徐朋人、熊受暄、姜镜堂都曾在原红1军担任政工人员（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次重建红1军，也是照顾到历史渊源。
红1军的部队来源，是解散了由皖西游击队、红34师改编的中央独立第1、2师和原红1军独立旅组成的，故人员勉强充实，约有1万人，每师3000人左右。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树声同志为红4军军长，曹学楷同志为红4军政委；任命王宏坤同志为红10师师长，甘济时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吴云山同志为红11师师长，李先念同志为师政委；任命赵赐吾同志为红12师师长，刘杞同志为师政委。”
王树声有大将之才，担任头等主力红4军的军长名至实归。曹学楷在鄂豫皖是与王树声齐名的猛将。王树声曾任“红色补充军”总指挥，政委就是曹学楷。这次两人再次搭档。
3名师长都是黄安战役中两次嶂山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政委中调开了一个甘元景，因为地方缺乏干部，他原来就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红4军毫无疑问得到优先补充，实力达到2万人，兵强马壮。
我接着宣布：“任命刘英同志为红9军军长，陈奇同志为红9军政委；任命许世友同志为红25师师长，詹才芳同志为师政委。”
红9军历史上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才成立的，现在提前了一年。该军红26、27师暂时空缺。这个军只有3000多人。
刘英之前任红25军73师师长，是鄂豫皖的老师长，作战勇猛，历史上负伤后前往武汉疗伤时被出卖杀害。军政委陈奇是湖南桂东人，1904年生，1924年入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曾领导开辟了鄂东根据地，是有着坚定革命意志和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青年红军将领，原来就是红4军的师政委，升任军政委很合适。詹才芳历史上与许世友长期搭档。
我接着宣布：“任命陈赓同志为红25军军长，吴焕先同志为红25军政委；任命戴克敏同志为红73师师长，程启波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海东同志为红74师师长，戴继伦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廖荣坤同志为红75师师长，王效亭同志为师政委。”
解放战争中，陈赓曾任晋冀鲁豫、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即13军）司令员，该部前身就是红25军一部。
吴焕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在长征途中红25军政委任上牺牲。他1926年由姑表兄弟戴继伦、戴克敏介绍入党，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中国革命。他的妻子曹干先是曹学楷的妹妹，小名六姑，和戴继伦也是姑表兄妹。箭场河四角曹门的后代无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闲地百亩，还兼营商业开了一家杂货铺，是个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吴焕先领导穷人闹革命，土匪民团一次杀死他家6口人。他是鄂豫皖和红25军卓越的领导人，深受全军爱戴。
戴克敏，1906年生于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其父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交往，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后投身革命，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最后牺牲。戴克敏在父亲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7年3月入毛泽东举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