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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中心迅即炸开一个个巨大的缺口，无数“飞蝗石”四射而出，拥挤在一起的敌军官兵根本无从躲避，无数人身上被打出血洞，惨叫着倒地。这一前所未闻的巨大威力武器，彻底摧垮了敌军的斗志。此时许世友、姚家芳率红25、31师全线出击，在红军三面夹击下，敌军拥挤着、推揉着向唯一没有出现红军的北面溃逃。
刚逃到白露河边的洼地，预先埋伏在黄楼附近的10门“红军炮”又对敌军队形进行猛轰，集结于此的红四方面军头等主力、红4军的3个师2万余人，在军长王树声的率领下展开排山倒海般的猛烈突击，宛如三把巨大的钢刀切入敌军混乱不堪的队伍中。敌军由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马车全部失去了控制，东倒西歪、横三竖四，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撞倒活活踏死。白露河边这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敌人4万援军的最后葬身之地。
激战了一天的战场，像是在下了一场白雪过后，又下了一场黑雪，场景惨不忍睹。白雪覆盖下的黑泥浆被炮火炸翻过来，抹黑了一具又一具碎尸；鲜血洒在雪地上，早已被冻成了黑色；那些被炮火撕碎熏黑的头颅、胳膊、大腿、躯体……东一块西一块的，在雪地里特别醒目……在尚未散尽的硝烟中，还不停地传来伤兵撕心裂肺的哀鸣。
一切都结束了。敌人4万援军，除了汤恩伯、曾万钟骑马跑得快，以及溃兵先头的部队约2000多人侥幸逃出合围外，其余全部被歼，敌军伤亡总计达1万人，其中被击毙5000人（多为“红军炮”战果，30公斤重型炸药包落在敌人密集人群中，几乎每次爆炸都造成毁灭性后果，包括那几千颗非常可怕、劲射而出杀伤力堪比钢珠的小圆石……），另被生俘2。8万人。
此时已近黄昏，我当即建议：乘敌军主力被歼、豫东南留下巨大真空之际，红4军3个师分别向潢川、罗山、息县进发，趁机夺取这3个县城；红9军25师、红25军74师、少共国际团立即向东南的商城进发，截住敌军58师；红1军全部以及红27军残部，加上方面军直属部队则负责打扫战场，整补2。8万俘虏，并对双方伤员进行救治。尸体则由动员的当地群众掩埋。
此役红军伤亡4000多人，主要是红27军正面顶住，损失最为惨重。红4军只是扫尾，养精蓄锐，正好用于追击。红9军25师、红25军74师、少共国际团伤亡不大，也是直到后期才投入战斗，可就近转身南下对付商城之敌，由红25军军长陈赓统一指挥。轻便的“红军炮”由马车装载随军运动，足以对付敌军58师了。至于固始的敌军45师，只有让它逃走了。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我的意见，陈赓说：“是！我们保证及时赶到河凤桥，截断敌军北逃去路！”
“不是北边的河凤桥，而是南边的长竹园！”我说道。
众人大吃一惊。商城敌58师由北边突围可迅速靠近固始的45师，两个师可互相照应，而且地势相对平坦，利于大部队行动。南边去长竹园，那就是逃去湖北的麻城了，中间要翻越大别山，敌58师的师长陈耀汉难道要舍易取难？
我来不及解释了：“从河凤桥突围，你想得到，陈耀汉也想得到！他有商南民团的残部引路，肯定经长竹园南逃去麻城，你们必须迅速赶到长竹园，截住敌军去路并将其全歼！”
这是十分冒险的决定。因为在商城、固始之间，红军除了遍插的红旗外，几乎没有什么部队了。要是敌58师北逃固始，红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
徐向前、曾中生等见我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对陈赓说：“你们要坚决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只有我知道，历史上商城敌58师的师长陈耀汉，确实取道南面的长竹园逃去湖北麻城，完全出乎红四方面军的意料。我这个判断，不过是后知后觉。
两天后，整个商潢战役以红四方面军的巨大胜利而告结束。
此役，红军在豆腐店一带全歼敌军汤恩伯等率领的4万援军，从商城南逃的敌58师在长竹园被红军及时截住全歼，师长陈耀汉被“红军炮”击毙。固始之敌45师在师长戴民权率领下仓惶逃往西北方的新蔡，后经正阳躲进信阳，是豫东南敌军中唯一逃脱的师。
加上歼灭58师和部分民团的战果，整个商潢战役红四方面军共全歼敌军第2、12、58、76师和独立第33旅，约5万人，其中毙伤1。3万人，俘虏中除去伤残伤员、老弱病残、家中独子被释放外，其余约3。5万人全部补入红四方面军，加上动员豫东南的3万农民参加红军，不但弥补了红军的伤亡，还使红四方面军由5万人急剧膨胀到11万人！
由于此役使豫东南敌军为之一空，红4军顺利攻克了潢川、罗山和息县，敌人放弃的商城、固始也自动收复。加上此前红军控制的光山，整个豫东南6个县（当时还没有新县，只有新集）全部并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口增加近200万。
历史上此次商潢战役，红四方面军仅歼敌6000多人，只收复了商城，而且没能攻下固始，就被迫东移皖西，进行苏家埠战役。所以现在取得的战果，数倍于历史，一次歼敌5万不但创全国红军战绩之最，也使红四方面军空前壮大，无论人员、武器均超过了中央红军。
我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建议采取一系列巩固豫东南根据地的措施，均得到同意。
由于1931年夏季豫东南发生大水灾（实际上整个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都发大水，共淹死40多万人，仅武汉市就受淹达3个月，全市淹死2万多人），没有收成，整个豫东南的群众悲苦万状，遍地饥荒，群众靠吃树皮、树叶、观音土等维持生存，其凄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国民党军将豫东南作为对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最重要基地，准备了大半年，搜刮集中了大量物资和粮食，这次被红军全部缴获，当即开仓放粮，救无数灾民于水火。战斗中红军又夺取了三河尖淮河要点，没收了盐卡的大量食盐，分发给群众，也解了鄂豫皖根据地极端缺盐的燃眉之急。由于年关将近，可以说此次商潢战役的大捷，使豫东南乃至鄂豫皖根据地过了一个“肥年”。
历史上商潢战役后，据徐向前、倪志亮回忆说：“因1931年大水后，（豫东南）遍地歉收，群众生活很艰苦，在我军号召下成千成万的群众纷纷起来袭击地主，围寨，进行抢食斗争。此时我军本可大大吸收当地灾民参加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但在政策上不相信平原地区可以发动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对白区群众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红军，只是将缴获的少数枪支在当地武装了一部分游击队。结果红军南返后，游击队遂亦随后跟着跑到红军里来，而群众运动亦随被镇压与消沉下去了。”
这是红军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受极左路线影响，一是不相信白区群众，不吸收他们参加红军；还有就是游击队过于弱小，难以生存，以致新开辟苏区往往迅速丢失。历史上由于张国焘的极左路线，往往将集中的地方游击队编入主力红军，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游击战争，使某些苏区的边区不但不能向外发展，反而日益缩小。当时郑位三同志曾提出反对，但未被采纳。徐向前、倪志亮还回忆说：“红军所到之处仅等于一趟武装示威游行，而不能生根。红军到后，发动群众轰轰烈烈起来斗争；待红军走后，遂即烟消云散。甚至如黄安南部苏区农民反水后，纷纷成立‘红枪会’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反富农过‘左’政策所致。同时，那些地区没有游击队的活动也是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占领整个豫东南后，我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迅即电告鄂豫皖省委、苏维埃政府，建议由郭述申、郑位三、甘元景、郑行瑞等负责同志亲自带队，率领大批地方干部到豫东南接收政权，开仓放粮，分田分地，以稳定民心，将“白区”迅速变为“红区”。对地主、富农也采取温和政策，除对个别激烈对抗者坚决镇压外，其余也给其留下维持足够生计的田地和财产，以缓和矛盾。
红军开仓放粮、分盐救无数灾民于倒悬，加上土地政策得到豫东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一时间原本一片饥馑、哀鸿遍野的豫东南变得热火朝天、朝气蓬勃，无数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要保卫胜利果实。为保存农村足够的劳动力，红四方面军仅挑选了3万农民参加红军。除战斗缴获外，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在豫东南各县储存了大量武器弹药，现在全部落入红军之手，不但可满足部队扩充需要，还调剂了部分旧武器给在当地组建的豫东南独立第1、2、3师（均为不脱产游击队）。
由于商潢战役的巨大胜利，不但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有江西的中央苏区局、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莫斯科的王明，以及共产国际乃至斯大林本人，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等苏联红军领导人，都纷纷发来贺电，并要求红四方面军再接再厉，坚决贯彻中央“正月来电”精神，夺取更大的胜利。
商潢战役后仅几天，即1931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一二八淞沪事变”。蔡廷锴、将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奋起迎战，特别是叶挺在那，我相信他定会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作了一些高姿态，暂时停止了内战，如将河南的胡宗南第1师、江西的蒋鼎文第9师等主力调离了“围剿”前线，下令开往上海（实际上未到）。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再次犯下左倾错误，要求红军乘机夺取中心城市，其中要求中央红军夺取赣州，红四方面军夺取信阳。正如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从政治形势来看，当时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