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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民党中央空军还很弱小，谈不上什么制空权（“列宁”号曾多次飞临武汉轰炸和撒传单宣传），所以蒋先云决定31日下午起飞，傍晚就可在宁都机场降落。
天空出现少见的晴日，“列宁”号穿过薄薄的云层，迤逦南飞。不知怎的，蒋先云这时已完全没有晕机的感觉（也许是换了身体的缘故？），反而欣赏起机翼下壮丽的风景来。雄伟的大别山白雪皑皑，奇峰叠起，长江奔腾而下，淮河贯穿其间。这两条如诗如画如彩练的江河，在大别山南北尽情地飘荡，任意地挥舞！
飞过长江，前面就是江西高耸的九岭山。风突然刮来，飞机一阵颠簸。风又突然停止，随着山风那云雾时而飘荡，时而漫卷，时而浓重，时而清淡，一缕缕，一丝丝，在峰峦间缠绕不休。
大地上雪化了，露出了江西特有的红土。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古老的土地，英雄的土地！这块五千年前就有先民们劳作、生息、繁衍、征战的土地，何以如此多的红土地、红土山？是太多的汗水沉淀？还是涓涓血水的浸染？蒋先云心中无比激动：这是经受过大革命、土地革命血与火洗礼的土地，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绝不允许“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危害！这里，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中国革命大本营，也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中流砥柱！
正在沉思间，突然，前方峰巅上有块块云团，向山窝里坠落，同丛林里的云带汇聚，结合，更加抖起英姿，并排荡漾，纵横驰骋。它忽儿成团，忽儿成缕，忽儿成丝。太阳下山了，云雾还不肯散去，只是变幻着颜色，刚刚还是紫红，转眼间就变成一片金辉了。
随着夜幕降临，一座巍峨的山岭显露出来。龙文光说，这就是宁都的地标翠微峰了。山脚下某处燃起了一排火光，龙文光以此为引导，顺利地在宁都机场降落。
宁都的机场也是临时简易机场，原是为方便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剿共”的补给和联络之用。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机场设施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蒋先云刚下飞机，一位留着板寸头、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年轻人大步迎了上来：“蒋先云同志，一路辛苦了！”
蒋先云多次在历史照片上看过的这位年轻人，真实地出现面前。
顾作霖，中央苏区实际领导者“三人团”之一，“左倾”路线的少壮派。
顾作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今年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
蒋先云道：“没什么，劳烦顾书记久等了。我初到不了解情况，一切听中央安排。”
“前方军委设在江口，项英同志在那等你。”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原属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所有）前往江口，“列宁”号则由苏区中央保卫局的一名同志“监督”，加油后拟于次日飞返新集，接另一位重要人物前来中央苏区。
途中蒋先云与顾作霖简单交谈后，即仔细研究打赣州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蒋先云对此计划早就清楚，他利用这段行车时间，简单回忆了现在中央苏区和打赣州的争议情形。
项英是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的。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王明虽然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毛泽东指挥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的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又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信任的。
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
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毛泽东“丢了兵权”：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属于苏维埃政府系统，以与党的系统“中央军委”相区别），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这一届中革军委，后来出了6名共和国元帅）。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把他闲置起来。
1931年12月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到达瑞金。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周恩来虽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的处境也很不好。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就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所以周恩来同志也无力扭转当时的“左倾”错误。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10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毛泽东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打赣州。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1932年1月中旬，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毛泽东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处境越来越困难。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临时中央决定打赣州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他们不能在上海立足，就转入苏区，弄个大城市当“红色首都”，也显气派。
打赣州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彭德怀也是赞成的，他当时认为：“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