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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战役时，红12军并没有在江西。此时红一军团全军共1。7万人，是中央红军头等主力。
红三军团原辖红5、8、16军，但红16军留在湘鄂赣，实际从未归建。红5军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底子，红8军则是李灿、何长工在一打长沙前游击鄂东南时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暴的起义官兵。第三次反“围剿”后，红5、8军撤销番号，所以打赣州时红三军团共3个师，即红1、2、3师。红1师师长侯中英，政委黄克诚；红2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红3师师长彭鳌，政委徐策。红三军团全军约1。4万人。红7军就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的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部队，经远征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师。1932年初由于李明瑞等被打成“AB团”首脑而遭肃反，红7军军长为龚楚（即后来著名的“红军第一叛将”），政委为张纯清，辖3个团，全军2000多人，攻打赣州时由红三军团指挥。
红五军团就是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达1。7万人，带来武器2万多件。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引起了全国巨大的震动。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红14军军长，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军团政委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红13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3000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静、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红15军红43师师长，苏静担任红15军红44师师长。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从顾作霖亲自插手的赣州战役作战计划来看，直接攻城的部队，仅红三军团红1、2师和红7军，看起来编制很大，实际上当时中央红军编制都是小团，所谓小团，就是团直接辖连（连数各异），中间并无营级建制，号称1个师，但实际战力只不过相当1个大团而已，而号称为军的红7军，也只有3个小团，实际上也只是1个大团。这样，轰轰烈烈的赣州战役，真正攻城的只有3个大团，而且，顾作霖还将这3个团分三个方向出击……红3师置于章江对岸，名曰总预备队，实际上是隔岸观火，打起来派不上用场。更离奇的是，顾作霖居然将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红4军、红3军等部派到赣南从事地方工作，实际上将红一军团的2个主力军置于无用武之地。至于对红五军团，则不予信任，不让这支中央红军装备最好的部队（包括强大的炮兵）参战（在赣州战役后期，在毛泽东同志的强烈建议下，红五军团才投入战斗并发挥了关键作用）。
滕代远介绍完作战计划后，项英问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由于当时“左倾”路线肃反的高压，在座的红军将领都没有表态。只有顾作霖面呈得意之色，看来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项英转向蒋先云道：“特派员有什么建议？”
蒋先云知道关键时刻来临了。他必须利用自己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的有利背景，克服“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
蒋先云直接说：“攻打赣州我并不反对，但这个作战计划还有待商榷。”
顾作霖宛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愣在座位上。
在项英目光的示意下，蒋先云侃侃而谈：“请问，赣州城内的敌军有多少？”
滕代远答道：“赣州城的敌军是12师34旅，旅长马崑，下辖67、68团和1个独立连。全旅兵力3000余人。另外，赣南各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约有5000左右，城内敌军共约8000人。我们攻城部队红三军团和红7军共1。6万人，是敌军2倍左右。”
蒋先云道：“据北风同志（胡底）获得的内线情报，赣州城内的敌军总数近2万人，这样我军攻城部队就处于劣势。”
在座众人大吃一惊。不过胡底是中共中央特科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众人也不会怀疑情报的准确性。
所谓胡底的“情报”自然是蒋先云杜撰的。赣州城内敌军约1。8万人，蒋先云略微夸大，以引起众人的重视。
据彭德怀后来回忆：当时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1965年彭德怀看了政协出版社的文史资料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那是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崑写的守赣州经过的回忆录，才知道“当时马旅是8000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1万人，共1。8万人。我三军团兵力才1。4万人。敌以优势兵力，据紧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确实弄清，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攻打赣州对敌情的估计不足，与后来1947年东北野战军血战四平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估计四平守敌只有陈明仁指挥的71军只有1。8万人，最多不到2万人，东北野战军以3倍以上优势兵力进行围攻，必是胜券在握。而实际上，四平守军是71军2个师加13军54师共3个正规师，再加上5个保安团以及公主岭保安大队的地方武装。另外，战斗开始前陈明仁将城内政府官员、警察、铁路警、兵站、医院、车站的公职人员加上逃进城内的外地保安队、还乡团全部编入部队，使作战人数达到了3。5万人之多，超出了解放军估计的近一倍。赣州的情形也是如此，马崑的34旅是8000人而不是3000人，此外赣南17个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加上警察队、商民自卫队等武装，共约1万人。马崑对各县逃来的地主武装进行编制整顿，组建了“民团指挥部”，由曾当过国民党军团长的龙南地主萧升犀任指挥官，下设17个大队（每县编1个大队3个中队）。这些地主武装多是亡命之徒，对红军仇恨刻骨，困兽犹斗，是一支最顽固、最反动的守城力量。这是红军估计不足的。
项英听了大为紧张：“如果守敌有2万人，那么我们的部署就必须调整了，请特派员谈谈具体意见。”
蒋先云也不客气，犀利的目光直射顾作霖：“除了对敌情估计不足，原计划也不符合苏联红军最新的条例精神。我从苏联回国前，曾与加伦将军讨论了即将颁布的苏联红军1932年野战条令。这个条令讲求集中，不但是火力集中，更是兵力集中，攻破城池的战斗，往往取决于一个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几米的突破口，打开了，巩固住，后续部队能突进城内，展开巷战，也就胜利了——但往往是突破口的战斗最为激烈，也是决定性的。原计划将实际上只有3个团的兵力分3个方向突击，在哪个方向也形不成拳头。配置上的平均兵力，是攻坚攻城作战的大忌。苏联红军特别讲求‘牛刀子’战术，不管牛多大，一刀子下去就往死里扎。原来的部署结果只能是，即使在一个方向打开或炸开突破口，也由于兵力有限，没有强有力的后续部队，也巩固不了突破口，这种情况俗话讲‘有前劲没后劲’，违反了基本的作战常识。”
蒋先云用苏联这顶“大帽子”压下来，顾作霖不禁脸色苍白，隆冬时节额头上居然冒出细细的汗珠。
蒋先云接着说：“还有，原计划的指导思想不明，到底是攻城还是打援？如果是以攻城为目的话，那么就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城下，争取早日下城，而以次要兵力来阻援——但实际配置却不是如此，红一军团的红3、4军虽说名义上划入主作战军，却远远配置在赣粤边境；其次就是援兵来向的问题，敌军增援赣州的兵力，南边粤军有1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