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攵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有比较强的思辩色彩。卾豫边的问题，没有井冈山那样复杂严重。文章的叙述也体现了典型的徐派风格，在平和条理的叙述中，清晰明了地阐述一个观点，一个问题。
当然，这两篇文章也有些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章主要侧重于党自身建设，徐向前的文章在于党对军队的建设。这与两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之一，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在哪个时代，党的建设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建设。所以他们的内容是相通相近的。
80年代初期，我国军史专家曾经到卾豫边实地考察，对胡子石会议及其《军事问题决议案》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也正是践行《军事问题决议案》的产物。
蒋先云以深入推行《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契机，彻底禁止了红四方面军内部残存的随意打人现象。历史上由于受军阀作风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打骂行为比较普遍，而且严重地长期的存在着。陈昌浩就曾用马鞭抽打倪志亮，跟余天云（红30军军长）一道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100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何畏（红9军军长）要一个连指导员的表，这个指导员不愿给他，何畏当时不但是打，而且他还把这个指导员杀掉了！现在经过曾中生、刘士奇等一段时间的狠抓纠风，终于禁绝了这股歪风。
通过彭杨军事学校的培训，推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均要到军校进行轮训，刘伯承亲自授课。
刘伯承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像“混成旅”，当时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最著名的是“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七里坪彭杨军事学校操场的北面，耸立一棵千年古槐，峻拔雄挺，枝叶繁茂，犹如国画大师以云空作宣纸，劲笔怒挥而成的一幅奇特的画。英雄巾式的巨型冠盖之下，密织的浓荫大如篮球场，真可称之为俯瞰人世沧桑的万木之王。这是军校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会场。
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戴着黑框眼镜，戎装肃整，走到树下，一望而知正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紧跟他身后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参谋长蔡申熙，参谋处主任段德昌，特派员蒋先云，最后是参谋警卫人员。首长们来到古槐阴下一个大石碾盘边，碾盘边摆了几条板凳，权作开会的主席台。蒋先云心中涌起一种激情：眼前这棵万木之王的威严，似乎大为减色，这是树有自谦之灵呢，还是人有移情之感？
刘伯承立在碾盘前，环顾会场，问身边的军校校长蔡申熙：
“准备好了吗？”
“好了。人也到齐了。开吧？”
刘伯承点点头。蔡申熙一声令下，全场的干部齐集到碾盘前，立正受命。
刘伯承喊声“稍息”，接着讲道：
“两个学生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今天，我给你们谈练兵，谈整军。我们练兵，不光是练战士和下级干部，而是要全军上下一齐练。我们不能要‘军人其表，书生其里，毛色甚美，捕鼠无能’的那种军人。整军，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不适应革命战争的思想作风端正过来。”
刘伯承不抽烟，而爱喝茶。可是在战争中他一直喝的是白开水。警卫员担来两桶开水，搁在碾盘边，用带伤疤的搪瓷口杯舀个满杯放在碾盘上，刘伯承一手捂着杯子，待水温降到适度时，才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一口气讲50分钟，再饮一杯，又讲50分钟……
“孙子讲用兵的虚实动静的关系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就是筹划；作之，是诱以行动；形之，是给以形示；角之，是总结比较。我们整军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的因素包括指战员的政治质量，军事素养，武器装备，物质基础。最基本的因素是战士。离开战士，谈什么战斗力？重要的是平时官兵团结成一个钢铁的整体，最后才能在战场上见胜负。古今中外的著名将帅，没有一个不是爱兵如子的。中国的司马穰直，外国的苏沃洛夫以及我们的朱总司令，都是如此。然而，我们部队却出现了逼迫战士自杀事件，这问题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二十年才长成一个战士，要爱惜人力啊！几万翻身农民到前线，他们都是满怀革命热情和信心来参加红军的。带领这种革命的青年战士不打胜仗，真是惭愧！竟然有干部说出把刚入伍的新战士‘送回去’的话。这样的干部能把兵带好吗？国民党的兵是抓来的，把和尚道士都抓来当兵。他要抓100万，只能得到50万。得到之后，又要开小差。兵是不容易找的！拿破仑的成功，在于‘血汗上税’，但其失败，亦在于‘血汗上税’！”
这时，会场上许多人交头接耳，很不安静。曾中生插言道：
“血汗上税，就是强迫征兵制。”曾中生燃起一支美制的摩力斯香烟，这是新近缴获的战利品。他深吸一口，继续解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兵制：武卒制，府兵制，募兵制，征兵制，义务兵制，志愿兵制。国民党是拉兵制，比拿破仑的强迫征兵更野蛮落后，岂能不打败仗？我们是志愿兵制，这是最先进的兵制。这样先进的兵制，要是打不好仗，责任就在指挥员。”
刘伯承接着说：“是呀，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那么，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每个指挥员，每战之前，必须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方面的实际要素，这叫做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中，敌情是基础，是重点，是前提。指挥员对此要下苦功夫，研究透彻，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下定决心。我们四川有一种滑竿，抬的人要合脚步，不然就会把坐的人摔下来。这是说，军事指挥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创造，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1859年，恩格斯在论述意大利战争‘回顾’时讲道：经济发展的最后产物是不能够在战场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政治工作，是必须在战场上兑现的。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师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了火，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就会打败仗。我们红军从前是怎样起家的呢？四方面军是一支拐子枪，红3军是两把菜刀，一方面军是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拐子枪和菜刀为什么能战胜机关枪？就是靠政治力量、政治工作。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决定于政治力量同技术力量的结合。军阀的武器好，技术高，为什么被打垮了呢？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只能给对方当运输队。蒋介石也一样，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他已经被红军消灭了10个整师以上。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所以只能当运输大队长。”
徐向前插言道：“政治工作不是讲大话讲空话，而是讲群众心里的话，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段德昌同志提出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相结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对发扬阶级友爱、巩固官兵团结与军民团结、加强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实际的政治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冯玉祥将军就懂得抓住群众心理，及时做政治工作，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他在西安驻军的时候，战士们对飞机扔炸弹很恐慌。冯玉祥在大会上讲：西安的乌鸦比人多，天天在大家头顶上飞，铺天盖地半个城。弟兄们，你们见过乌鸦把屎拉到谁头上没有？战士们哄堂大笑，有人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怕飞机扔炸弹的恐惧心理就在笑声中消除了。”
刘伯承在笑声中继续讲：“政治力量，不是我们的专用词，资产阶级也讲。他们把压迫人民的各种手段叫做政治力量。我们相反，凡是有利于保卫人民的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都是革命的政治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准则。爱护人民的一草一木，体恤人民的点滴血汗，这是人民于弟兵的本色。但有的同志遇上某些具体事情，往往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在小事上却糊涂起来了。例如牛拉大车，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马，而用人民群众的牛呢？牛不会说话，耕地、拉车，对它都一样。而人不同。农民爱惜牛比我们的干部爱马的感情更深。当然，作为军人，很能理解唐太宗对其六骏的心情。但我们的马老了，伤了，病了，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更好的。而农民呢？把牛累病了，垮了，再买一头谈何容易！全家要费多少年的劳动血汗才能买得起一头牛啊！人民的汗水同牛的汗水是流在一起的，是相通着的，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血管。这个血管，就是劳动者的感情……”
会场上静寂无声，微风撒下片片槐花，在空中飞舞。蒋先云背靠凸出地面的粗壮的槐根，低头在膝盖上作笔记。他胸中波涛澎湃：终于亲自聆听到伟大军事家的精彩讲课了！这时，蔡申熙接到一张会场上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请求司令员讲一讲《孙子兵法》。刘伯承和蔡申熙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