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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媛端着碗正在发愣，邓颖超不知怎么听见了这边的吵嚷声，拖着重病的身体走过来。
“这么好的白米饭都不吃，那你想吃什么？”邓颖超柔声细语地对大个子说。
“邓大姐，你来说一说，我的伤总也不好，前线上不了，还得让别人抬着走，我这样拖累大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个子坐起身带着哭腔说道。
“伤，总会慢慢好起来，这是急不得的。大家一起从瑞金走到这里，历尽了千辛万苦，一个多月的时间都熬过来了，等到我们到达目的地，把你头上和腿上的弹片取出来，就会好的。”邓颖超坐在担架边上，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高，但句句都说在了大个子的心坎上。
看大个子不再说什么，邓颖超朝王泉媛一努嘴，王泉媛心领神会，马上把碗又端到大个子面前。大个子斜着眼睛看了她一眼，接过了碗。
劝好了伤员，当王泉媛走近那口行军锅，锅里的饭早已被满满的开水代替。顿时，王泉媛的眼泪“叭嗒”滴到了她手里端着的空搪瓷缸子里。
王泉媛十七岁的时候，由母亲和姐姐包办婚姻，嫁给了大她年龄近一倍的长工王照斗，从此自家的欧阳姓氏被夫家的王姓所取代。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又一个集中体现。在男权的社会里，女人没有地位，没有思想，没有自由，就连自己的姓氏也将随着封建的婚姻一起，被夫姓所取代。失去了一切的女人只能踏踏实实地做男人的玩偶和奴隶。
这个从江西吉安一个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女性，一旦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中争取了自由和解放之后，由一个受制于封建家庭和夫道的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在她曾担任少共区委妇女部长的指阳区，她走遍了全区的每一个村庄，发动群众建立了少共基层组织，带领妇女和儿童从扛梭标开始，练习使用马刀和枪支，成了一名编外女兵。
在她担任吉安县委少共妇女部长的时候，有一次，县委派她独自一人去固江街白区做青年工作。到那儿以后，刚与地下组织接上头她就被敌人发现了。在群众的掩护中，她秘密地上了一条渡船。船刚离岸，敌人已追至岸边。面对子弹上膛的敌人，王泉媛不仅没有害怕，反倒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向那些原本也是穷苦人出身的士兵讲解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也许是王泉媛的话说到了他们心坎上，触动了他们那根脆弱的神经，士兵们只是拉开枪栓，胡乱地朝天上放了几枪，转身跑开了。
但这一次，面对自己的战友兄弟，王泉媛也是好话加大道理说了一箩筐，却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还要找来邓大姐帮忙。她感到很惭愧，也很委屈。
靠坐在一棵小树干上休息的李桂英小声地叫过王泉媛，把自己的半碗饭拨给了她。
女人们的心很细，每天在宿营地忙完了伤员的吃喝，她们都要给民夫们打上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让他们把走了一天的双脚在热水里泡一泡，解解乏，第二天一早才能轻松上路。
李桂英让王泉媛先吃饭，她则站起身去给民夫们打好水，等他们泡完脚，顺便给伤员们掖好了被子。
“呼——哈，呼——哈”有民夫，也有伤员，鼾声连成了一片。
吃完饭的王泉媛和李桂英两个人就近扯了几把枯草，垫在小树下面的一小片空地上。头一沾枯草，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危秀英救人（1）
在中央纵队的30多位女红军中，个子最矮的当数危秀英。她虽然人矮，但她人小力气大，头脑灵活，为人处事的思想境界却非常高，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矮子”。
在行军途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背上背着许多东西，跑起来，腿脚很是有力。一次，刘少奇见到她，不由得叮嘱道：“秀英，慢慢走，慢慢走。”也正是这个小个子，在担架队过乌江时，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强渡乌江，红军在江面上架设了几座浮桥。由于战事紧张，担架一副接一副地上了浮桥，眼看着就到达对岸了。可是，江岸渡口的台阶又高又陡，抬担架的民夫跨不上去，担架都堵在了浮桥上。上浮桥的人和担架越来越多，超过了浮桥负载的限度，眼看着浮桥失去了平衡，慢慢向江水里沉落。
站在桥边等待上桥的董必武见此情形，十分焦急，奔跑过去大声喊道：“同志们，快退，快退！”随着他的喊声，从浮桥上退回来一些人，减轻了负荷，桥面又悬浮起来。但对岸的担架仍然走得很慢，浮桥依然被堵塞着。
已经到了对岸的危秀英见状，忙回过头冲到岸边，跳到浮桥上，从民夫手里夺过担架，不知她哪里来的力气，两手举起担架高过了自己的头顶。站在岸边台阶上的人立刻明白过来，接过她手上的担架。此时的危秀英，虽然个子矮小单薄，却像巨灵神一样，用自己使不完的力气，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此时的乌江渡口，形成了一个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道路疏通了，红军渡河的速度加快了，危秀英露出自豪的笑容。
以往的书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个女红军。”这对于身高只有1。45米左右或者更矮一些的危秀英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并非易事。
部队行进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刚刚遇到敌情，护卫的军团与后面追踪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危秀英在急行军中碰到邓发的爱人陈慧清。那时，她并不认识这位首长夫人，她只是看见路边搁着一副担架，只有一个束手无策的担架员，另一个不知是跑掉了，还是牺牲了。稍远一点的地方，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面无表情地站着，三个人呈三角形在那里拉锯。
见此情景，危秀英走上前去问个明白：“你为什么不抬她走？敌人快追上来了！”原来，陈慧清刚刚难产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得不能行走，邓发便派自己的警卫员去照顾妻子。可哪里想到，这个小战士一点也不买陈慧清的账，一心想着自己是来警卫首长的，凭什么要管这个女人？
危秀英一听小警卫员的话，真是又气又急：“你也太没有觉悟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扯什么你是谁的警卫员！”说着，她解下自己的干粮给抬担架的民夫吃了，又做了警卫员一番工作，便与那个民夫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了两座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在长期的艰苦行军中，邓六金和危秀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以生命为代价，弥足珍贵。翻过老山界不久，队伍行进于贵州高原。此时，邓六金突然病了，拉痢疾，发高烧，肚子疼得走不动路。即便如此，女红军们谁都不会忘记她们自己提出的那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个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光洋作为生活费。
疯狂的敌人仍对这支队伍围追堵截，情况十分不妙，大部队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放慢行军速度。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邓六金斜躺在路边喘息，就是不肯拿这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护理邓六金一起随队行军。
一路上，危秀英将邓六金和自己的背包绾在一起，背在一边肩膀上，腾出另一支胳膊挽着邓六金。她还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邓六金拄着。渴了，她安顿好邓六金，自己到周围找来水两个人一起喝；饿了，她们就一起啃几口冰凉的干粮。一到晚上，阴森森的大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远处不知什么动物不停地嚎叫，恐怖极了，两个人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紧挨在一起入睡。有几次，邓六金看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满头大汗，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却回答得非常坚定：“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步履艰难，在蜿蜒的山路上蹒跚地走着。在饥饿、疾病、疲惫的袭击下，她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
邓六金没有被寄养，也没有被病魔吞噬掉，危秀英用生命作代价换回来的战友情谊，直到数十年后，一直被人们当作一段佳话提及。邓六金更是对危秀英感激不尽，她总是对人说：“是秀英救了我。”
别看危秀英个子小，但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骨子里还有一种大大咧咧的男子汉气概。1957年，危秀英从广东到北京开会，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男同志，男同志看到她之后，立刻问蔡畅大姐她是谁，当他知道了她的名字，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我找你找了好久，现在终于见到你了！危秀英同志，你在长征中救了我一条命啊！”危秀英被说得愣住了。蔡畅大姐忙告诉她：这位同志叫廖志高，现在已是四川省省委书记了。
危秀英救人（2）
在那种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以危秀英的性格和为人，怎么可能对那些困在途中路边的战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但她确实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邓六金吐血
就在危秀英刚刚把邓六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久，邓六金又以羸弱的身躯救助了一位伤员。在越城岭山区，由于战事频繁，伤员越来越多。在翻越一座不知名的大山时，突然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担架被孤零零地扔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敌机还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