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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雨，两人一同走向在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台下战士和群众欢呼声响成一片。
至此，行程近两万公里，历时近八个半月，号称有三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与号称十万大军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解决难题
红军每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最难的莫过于筹集粮食。当时，少数民族同胞对汉人普遍怀有敌意。因为当地的军阀和地主与土司相勾结，在经济上欺压他们，在精神上鄙视他们，更把红军宣传成红发恶魔，常常使少数民族同胞望风而逃。
在四川雪域高原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藏族同胞本身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自己的生活还没有着落。红军来到这里，战士们饱受了饥饿的煎熬。特别是走在队伍后面的女人们，由于先头部队所到之处，已经把能筹到的粮食都筹走了，等到她们到达时，百姓的家里已经空空如也，就连田地里接近成熟的粮食也被收拾干净，只留下一些半生不熟的青稞稀稀拉拉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确定了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对两河口决定进行了补充。从此以后红军大部队开向了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
干部休养连主体随右路军一起行动，但连长侯政随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去了左路军，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蔡纫湘等几位女战士也被编到了左路军，邓颖超去了中央机关，廖似光、邓六金、刘彩香、危秀英等也被调出去做其它的工作，新调了一位毛连长与指导员李坚真配合。这样一来，身体较好的几位女战友都离开了，伤员却一个也没少，连长又是个新手，李坚真感到肩上的担子越发重了起来。
毒蘑菇
在红军到达藏族居住区之前，国民党大肆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为了嫁祸于红军，甚至唆使他们的士兵打扮成红军的模样，到少数民族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要经过这里，藏族的土司早就挟持着老百姓跑得无影无踪了。
卓克基是一片藏民居住区，在毛儿盖的最南端，地处高原，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大有天苍苍野茫茫的意味。由于海拔较高，生长的粮食只有青稞麦，此时还没到成熟收割的季节。这里找不到粮食和住处，只是偶尔会有一两头野牦牛从身边经过。
干部休养连离开两河口后，又翻越了一座仅次于夹金山的大雪山——梦笔山，到达了卓克基。在这里，有一座庄严而富丽堂皇的喇嘛寺，寺内的喇嘛听说红军要来全跑光了，只留下可以容纳几百人的空荡荡的经堂。在藏族地区的首领叫做土司，他们往往也就是喇嘛寺的领头人。这个喇嘛寺正是一座土司宫，主体建筑是一座塔楼，共有七层。周围有三四层楼高的坚固的石堡，是塔楼坚不可摧的屏障。它的院落宽敞，再用上空旷的经堂，差不多能装得下红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干部休养连和中央纵队就驻扎在这里。
在卓克基休整几天以后，又接连翻过三座雪山，到了沙窝一带。这时，干部休养连的处境相当困难。找民夫却看不到人的影子，筹粮食户户家徒四壁，连地里长的青稞也还没成熟。
这一天，邓六金等几个女人商量好，一起去采些蘑菇回来吃。她们实在饿得没有别的办法了。
危秀英因为开会，没能和大家一起去。回到住处时，她发现一屋子人全睡着了，地上还放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她用筷子夹了夹，一片蘑菇都没剩下，心里还很生气。可是又很饿，她索性端起那碗汤咕嘟嘟喝了一大口，没油没盐的还有一股苦味，危秀英放下碗不想再喝了。当她正准备上床休息时，发现刘彩香斜着身子躺着，占去了她的大半个床位。危秀英索性往边上推了推她，却没有一点反应。糟糕！危秀英心里格登一下，感到事情有点不妙。马上抬起刘彩香的头，抄起水碗就朝她的嘴里灌了几口。慢慢地，刘彩香醒了过来。
“你们怎么搞的，蘑菇全都吃掉了，只留一点汤给我。”危秀英见刘彩香醒了就开始埋怨她。
“你亏了没吃，我们好像是吃蘑菇中毒了。”刘彩香有气无力地说。
可手头什么解药也没有，她俩只好去河沟里打些清水，然后挨着个儿地往嘴里灌。没过多久，她们竟然一个个又都醒过来了。这些女人的命真的很大，集体中毒也能集体解毒，还是在没有任何解药的情况下。也许是河沟里的水也有毒，以毒攻毒，毒就自然消除了。危秀英曾这样想，在采访中，她也是这样对记者说的。这还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然，这些女人们之所以能够再次醒过来，多亏危秀英及时赶到，如果时间再久的话，情况就很难说了。
打土司
红军筹粮遇到了很大的难题。还是走在路上行军的时候，钱希钧就看到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寨子，估计应该是个土司宫，但它远远比不过卓克基的官寨。到达宿营地之后，她便叫上邓六金、钟月林等前去那个寨子里“打土司”。
走进大门以后，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也没有粮食的影子。她们翻遍了屋里屋外的犄角旮旯，可就是找不到粮食。
这么大个院子，屋子一间接一间的，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家，可怎么会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呢？都带走了？也不太可能。按照以往她们打土豪的惯例，土豪劣绅的家里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存放着够吃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粮食和杂物，以防大灾或战乱。钱希钧总觉得这里不应该一点粮食也没有，于是女人们又开始更细致的一轮搜索。
就在这所寨子的一间破旧的仓库中，钱希钧发现角落里有两个亮点在闪烁。因为是傍晚，仓库里黑咕隆咚的，看不清楚。她喊来邓六金和钟月林，三个人仔细一看，都觉得好像是个人藏在一堆杂物中。
年龄最小的钟月林放开喉咙大喝了一声：“什么怪物？快出来！”
话音刚落，就听见“嘤嘤”的哭声从里面传出来。一个满脸乌黑，只露着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女人走了出来。一边哭，还一边求饶。
经过她们的仔细盘问，这个女人向她们哭诉了自己的不幸身世。她本是个汉人，在一次汉藏两族的械斗中被土司抓来，因为她人长得漂亮，才没有被处死，并被强迫做了土司的小老婆。她在这个家里地位很低，还不如个小丫头，经常遭到土司和土司婆的打骂。土司逃走时，她悄悄地躲了起来，一心想等土司们走远以后，逃回娘家。红军的到来，让她想到了“共产共妻”的宣传，她就害怕地藏了起来。
看到她害怕的样子，钱希钧向她说明了来这里的目的，还介绍了红军的政策，并纠正了她所说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传。
这个女人一看这三个同为女人的红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可怕，反而还挺和善可亲。女人还听钱希钧说，并不白拿走他们的粮食，还要给她钱。这个女人一开始并不真的相信，当兵的吃粮食还给钱？！但当钱希钧从衣袋里掏出银元放在她的面前时，她不知说什么好了，马上带领三个女红军，把她所知道的土司藏的粮食全部取了出来。这个女人还一再请求，非要和钱希钧她们一起参加红军。
迫于当时的形势，长征途中原则上是不收女红军的，钱希钧只好婉言谢绝了她。临走时，女人们依依不舍，才见面已成好朋友。
钱希钧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位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的夫人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生下来刚刚满月，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姓张的人家当童养媳。虽然在她小的时候，也不免像所有的童养媳一样，从事过许多繁重的家务劳动。但这个张姓人家的三儿子张秋人，也就是钱希钧当时未行过礼的丈夫，是一个进步青年，极力反对童养媳制度，他们两人一直没有结婚。
后来，张秋人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在钱希钧十七岁的时候，张秋人写信让她离家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读书。这是一所共产党创办的学校，钱希钧在这里半工半读。她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和中央的地下交通工作。在工作中她与同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她的领导人毛泽民产生了爱情，并于1927年4月结为夫妻。
在上海，钱希钧还曾一度照顾过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1931年春夏之交，钱希钧和毛泽民一起经香港来到红都瑞金。他们将从上海带来的毛岸英三兄弟的信，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在苏区，钱希钧依然从事银行的会计工作，既是毛泽民的贤内助，又是毛泽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和毛泽民在一起，学习到了许多与敌人周旋斗智的方法，经历了多次危难和坎坷，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长征途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钱希钧从来没有退缩过，护担架、运伤员、背行李、扩红、筹粮。她任劳任怨地走在队伍中。
木楼下的收获
干部休养连接连翻过了一些雪山以后，在打鼓驻扎下来，进行一番休整，筹集粮草，准备爬过另一座绵延横亘的大雪山。
谢飞、钱希钧、钟月林住在一户像是富裕一些的藏民的小木楼里。木楼分两层，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用来圈养牲畜。粮食和牲畜在红军到来之前早已被转移走了，每天她们只能去采些野菜回来，在大锅里煮一煮当作饭吃。这样没盐没油苦涩涩的菜糊糊，她们已经连吃好几顿了。
这一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