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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
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
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
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
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
。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
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
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
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
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
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
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
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
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
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
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
。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
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
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
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
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
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
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
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
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
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
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
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
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
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
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
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
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
大多数双退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
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
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
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
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
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
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
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
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
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
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
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
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他
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
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
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
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
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
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
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
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
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
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
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
，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
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
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
育方面的荣誉。
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
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
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
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
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
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
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
寻找塔尔伯特。 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
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
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
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
，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
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
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
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
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
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
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
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
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
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
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
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
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
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
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
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
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
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
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
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
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
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
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
，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
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
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
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
，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
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
连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
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
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
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
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
。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
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
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
耶稣受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
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
妈妈。然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