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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墙壁上的布告是浙江省政府的通缉令，内中说道：“有捉拿匪首戴春风归案的，奖给大洋五千元。”因此，所有观众，对这张布告都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看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离去。
惟有戴春风怀着鬼胎，不愿在此地多留一分一秒。他匆匆忙忙看了几眼，一颗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极力设法使自己站定、稳了稳神，然后拨开众人拔腿便走，好象走慢了一点儿，马上就会人头落地似的。因此，他边走边下意识地用右手摸摸自己的脑袋，看是否仍然长在自己的颈项上。这一摸，却触到斗笠，当然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斗笠分明是戴在自己头上的，既然斗笠还在，脑袋肯定没问题。这样他便放下心来。但他不由自主地赶快把斗笠向下拉拉，尽量压得低低的，好像生怕人认出他就是戴春风似的。
钻出人群，他默默地低着头，一边朝前走，一边想道：“这布告上悬赏缉拿的并不是别人，明明白白说的就是我戴春风呀！一旦缉拿归案，肯定是杀无赦！这，这，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此刻的戴春风，整个儿脑袋都装满了“？”和“！”他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今年才26岁，我不能死！我还要做一番事业！我不能死！”
但是，有什么办法不死呢？他继续往前走着，想着，想着，走着……
“嗨！”戴春风突然一拍脑门儿，“有了，他们捉拿的不是戴春风吗？我只要一改名字不就得了吗？但是……”紧接着，新问题又出来了：“改个什么名字呢？”因为他只有一个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肚子里没装几滴墨水，怎么想也想不出个什么适当的名字来。
想呀！想呀！把戴春风急得抓耳挠腮，直拍脑门，不觉在当街站定，突然“嗨！”了一声，“有了！”他这赫然一声吼叫，把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们吓了一大跳！有的人还朝他瞪着眼骂道：“这个神经病！”
其实，戴春风并没有什么神经病，只因为他用手拍脑门儿，无意中触到了自己头上戴的斗笠，茅塞顿开：“我头上戴着个斗笠，恰好我又姓戴，就把名字改作‘戴笠’不是很好吗！好！合当我戴春风命不该绝，今后我就叫作‘戴笠’了。”
从此，这个自封为“司令”、被“推选”为“县长”以及后来被通缉的人，就与戴春风永远诀别，而同“戴笠”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死。
但是，在他发迹之后，为了装点门面，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便常常得意地在一些人——特别是女人面前说：“我这名字是古人代我取的。”说着，便翻开书来念道：“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然后把书本一合，得意地笑道：“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其实天晓得，他的名字，不过与古书偶然巧合罢了。
身遭通缉，江山无处藏身，戴笠只好出走宁波，浪迹街头。
戴笠六岁时丧父，其母蓝氏，艰难地拉扯他长大，为他娶妻生子。戴笠一去不归，不免使她牵肠挂肚，又听人说儿子流落于宁波街头，更是思儿心切，便决计到宁波寻找。
蓝氏到了宁波后，想到儿子既然过流浪日子，必在祠堂庙宇处栖身，便在这些地方寻找戴的下落。这天，蓝氏到了宁波关帝庙前寻儿，没找到儿子，却看到有一摆卦摊的算命先生，便过去给儿子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要被算者八字，其母说：“丁酉年四月二十七日酉时。”瞎子“袖里吞金”地算了一卦说：“这位先生是丁酉年、乙巳月、丙辰日、丁酉时。山下火命，命里有三层火，二层金，二层木、三层土。五行缺水。”又说：“先生的火属于丁火，丁火又为星火，日头落山，星星眨眼之际，为丙火落丁火出之时，卦书上说：‘阴火时亥，富贵悠悠’，这位先生的命宿不错，只是巳中戊土又属伤官不吉，对父兄妻子多有克制，这位先生怕是父在母先亡吧？”
俗话说，瞎子算命两头堵。这个瞎子的话就是两头堵的话，父在母先亡可以有几层解释，可说成父亲在母之先亡，也可说父亲在母亲先亡。如果算命的人父母尚健在，瞎子则说被算命的父母将来的结果。总之是怎么说怎么有理。
蓝氏听丁瞎子之言，想到儿子六岁丧父，是应了瞎子父在母先亡的话，觉得瞎子算的挺准。
这日，蓝氏宿于关帝庙。是夜，天气骤变，风雪交加，衣衫褴褛、失魂落魄的戴笠也来到了关帝庙栖身，不想被母亲撞见，蓝氏见儿子一副落魄之态，十分伤心，母子抱头痛哭。第二天，蓝氏将戴笠带回家中。
第二章 人性的两面：浪荡与狡诈四、巧识第一杀手王亚樵（1）
回到家里，戴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不出门，好像真的改了以往的恶习，其实是怕出门被抓。
母亲怕戴笠再到处惹是生非，呆在家里不安全。与儿媳、儿子商量还是决定让戴笠暂时去杭州躲躲风声，或者另谋出路。
戴笠又一次到了杭州，他毕竟自幼生长在农村，初来杭州市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生活颇为艰难，他不甘心命运如此，但到了这一种地步也无可奈何，也只好打发着前途莫测的愁苦日子。
幸好，戴笠身上还有几个钱，可以节俭度日。他心里盘算着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应该怎样花，今后的日子应该怎样过。他首先想到：在城市生活比不得在农村，在农村可以不修边幅，胡里胡涂过日子，但在城市多少应该讲究一点体面，否则无人看得起你。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一套农民粗布衣，实在有点不像样，因此，他决定先买一套衣服。但自己钱有限，就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一套灰颜色的旧军装，改成一套便服，也就勉强可以凑合。又花不多的钱买了一双白力士鞋朝脚上一蹬，乡下佬立刻变新颜。这一身打扮看上去，既像一个大学生，又像一个穷公务员。
至于吃住，也十分简单，几个烧饼、几根油条就可以过一天。时值夏季，也无需被盖，庙宇内、阶檐下，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躺倒过夜。真是家当一身，居无定处，食不定点，戴笠生活就是如此简单。
戴笠每天无事可干，只有四处游逛，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借以消愁解闷。一双白力士鞋穿得变了颜色，花一个铜板买点儿白粉往上一涂，又像是新的。一套灰便服穿脏了，没有衣服可换。就找个僻静处去洗澡，洗衣服，一举两得，这就是戴笠一天的生活。
酷暑的夏天，使人热得心烦。他东游西逛，来到灵隐寺湖畔，便到湖里洗澡，这是一个好去处，每隔一两天，必来一趟。
已经一两天没有去洗澡了，天气热得使人发闷，这天戴笠照例又去洗澡，先把衣服洗了洗，而后又把衣服晒在岸边，用小石头压着，生怕惟一一件衣服被风刮走。
而后又回到湖中洗澡游泳，等待岸上的衣服晒干，时不时的向岸上斜上两眼。
“喂！同学们！”突然间，戴笠大声叫嚷道，“别拿压在衣服上的石头！……”
原来戴笠游泳洗澡时，忽然来了一群小学生游览，用石子向河里扔，打水漂玩，无意中把戴笠压在衣服上的小石头拣了起来扔到了河里。
戴笠早就注意了这帮孩子，看见石头被扔进了河里，又手足无措，想上岸，却又一丝不挂，若不把衣服压住，一阵风把衣服吹跑那岂不一辈子呆在湖里。于是大吵大叫起来。
这时，从孩子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觉察到了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大喊大叫的原因，又拾了小石头把衣服压住了。两人彼此对视一笑，彼此会意，似乎代替了千言万语。
这带队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胡宗南。
胡当时在某小学当教员。次日，戴笠找到学校里，当面向胡致谢。两人一见，彼此谈话投机，便交成了朋友，以后一直成为生死之交，无论在工作上或私生活上，一概不分彼此。所以在戴笠死后，胡宗南送的挽联上写道：“患难与共，安乐与共。”其实，他们关系之密切，远不止这些。
戴笠在杭州，仅有的几个钱已经用完，实在混不下去了，听说上海地方大，门路多，为了求生，更为了出人头地，便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和试一试的心情，决定到上海闯荡一番。
1922年的隆冬季节，戴笠只身来到上海。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四处求职均遭拒绝，饥寒交迫，悲观失望，深感世态炎凉，十分烦恼。
在上海最初的几天，戴笠几乎没有一天能够填饱肚子，冬夜寒风萧萧，他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生活如此熬煎，实在痛苦不堪！
现实的压力，把他逼得无路可走。这时，他猛然想到，“我还有一个表兄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事，为了暂时解决生计，何不投奔他去！”
张冠夫仅是一个小职员，每月收入有限，小两口住在阁楼里，勉强对付着过日子，生活十分拮据。
戴笠见了表哥，说明来意，希望在他那里留住一段时间。张的房子本来就不宽绰，两口子住就已够勉强，再添一个人就更加拥挤不堪。不但没有铺盖，而且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
张冠夫感到十分为难，但念及是至亲也无法拒绝。两口子经过一阵合计，张冠夫说：“表弟，你都看见了，咱这房子实在不宽绰，只可容下一张床。你如果不嫌蹩脚就住在这里吧！不过另外没有床，而且也没有放床的地方，晚上就打个地铺将就着吧！至于吃饭，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