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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左右失源，真让我苦恼啊。
我也曾下过功夫，去仔细研究那些人们普遍喜欢的歌或广泛“讨好”的唱法，同时反思自己。我确实很想学学“人家”的好处，但最终我发现我真的学不了。
这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歌唱理念不一样。比如，听他们的歌总会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那点“什么”是什么呢？高潮。对我来说，每一首歌都必须有一个高潮，一个充满爆发力的爆发点。高潮处理得好，能使听众感到某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满足，同时使一首歌臻于圆满；而一首缺少高潮的歌，其它元素处理得再好，听下来也免不了像是一种遗憾。
当然，一首歌，连同对它的演唱，是一个充满细节的整体，不能脱离这种整体性去孤立地谈论什么“高潮”。我这么强调，无非是借此表达艺术个性和市场发生冲突时的某种自我认知。
或许，在一定的阶段上，所有的流行歌手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个性和市场的矛盾冲突，只不过各有因应、各行其道而已。如果说我的因应之道不够大众化、商品化，没有表现出能随时适应市场变化的敏锐和柔软性的话，那决不是因为我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我做不到。
我的艺术个性比我的意志更强大，它仿佛不受我的控制。
既然认清了这一点，我就必须泰然面对市场可能的“冷遇”。我得学会一方面与我那过强的个性和平共处，一方面气定神闲地为它买单。
1994年我主演了电影《黑骏马》，同时担任该片全部音乐的创作和主唱。该片在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音乐艺术奖”为我带来了一时辉煌，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的碟即便在大陆市场上也不太卖得动的惨淡。
日历一张张飘落，新面孔层出不穷。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忍心地看着自己被一点点“活埋”。
第二部分一个“老人”的重新崛起
那么，又该怎么解释2000年以后我的“人气”突然转旺，而市场也突然被看好这一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受我该年以一首《天堂》连获“中国艺术歌曲音乐电视展评”和“新千年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大赛”三项大奖的推动，真是这样吗？
连续获奖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仅仅归因于此，恐怕就过于皮相了。90年代初我也曾连获大奖，为什么就没有相应地“火”起来？更何况斗转星移，我早已是一个演艺界的“老人”了。
也许，问题因而可以被转换为：一个“老人”的重新崛起，或重新被发现说明了什么？对此我更感兴趣。因为经验告诉我：其实我并没有变，是听（观）众变了。
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我看到一直被“港台风”宰制的当代流行音乐市场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不想过分夸大我的艺术个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我还是愿意说，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同时这也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意识到，人们还是希望听到真挚诚恳的声音，能使灵魂产生共鸣的声音。
我外出乘车，不管是朋友的车还是出租车，他们给我放的大都是我88、89年的歌。我自己听了特没劲，简直太难听了！但他们不这样看。他们说太棒了！现在听就更棒，像陈年老酒！
演出时也是这样，那几首歌简直成了“种子”节目。《天堂》什么的就不必说了，像《蒙古人》，都唱了十几年了，但每次还得唱。从我的角度，这个歌就别唱啦，太老啦；可观众不答应，你不唱，他就喊个没完，等着过瘾哪。你一张嘴就是掌声，然后等着下一个高音，然后又是掌声……大江南北，概莫能外。
所有这些当然都使我感到愉快。我把这种相互给予的满足看作是对我的个性、对我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的褒奖。
曾经多次有歌迷对我讲，我们特喜欢你的歌，几乎每一首都喜欢，可就是唱不了；到卡拉OK想唱你的歌，一是不容易找到，二是即便找到了也上不了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遗憾，甚至为此而不安过；但现在我知道，那也是对我的一种褒奖，至少可以帮助我坚定这样的信心：并非在卡拉OK人人都会唱的才是好歌。
有朋友说我这些年又走在了“好运程”上。也许是这样。然而我相信，一首好歌比一个好运程重要得多。
所谓“好歌”，是指有自身生命力的歌，它是一种活的东西。活在哪里？就活在歌手和听众之间，活在他们似乎永不生厌、永不疲倦的心的交流里。
《我的太阳》唱了多少年了？四十多年了吧？可至今帕瓦罗蒂每次开演唱会，都还得唱这首歌，否则就过不去。有的听众也许已经听过一百遍了，可他还是忍不住冲动，要听第一百零一遍、第一百零二遍、第一百零三遍……并且是屏着气、憋着劲地听，憋不住了还会喊出来。
对一个歌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值得追求的事？相比之下，能否流行、能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都是第二义、副产品罢了。
第二部分明朗的风格和独特的追求
我已经说过，从88年到93年是我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得了好多奖，而且都是大奖。这时就想继续弄点名堂。弄什么呢？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乐队，包括去台湾，用的都是他们的。那就弄一个乐队吧。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彼此配合默契的乐队不只是方便的问题，它还是你的延伸和扩展——声音、身体，或许还包括头脑。
说弄就弄。名称是现成的，我早有考虑——“苍狼”。苍狼是蒙古人的图腾，我是蒙古人，当然就是它。
人也好说，一帮哥们儿正等着呢。更重要的是落实资金，那可是一笔钱啊。
正好台湾风潮公司的老板杨锦聪来北京。当时我是他公司的签约歌手，条件是每年出一张专辑，同时负责东南亚地区的演出和宣传；几个哥们儿一核计，就向他开了口，理由是成立乐队，对他们也有好处。
杨锦聪人特好，帮过我不少忙，可听到这种近乎敲诈的说法也显得很痛苦。痛苦归痛苦，还是答应了，一套乐器，加上音箱，一共给了十五万。那是93年啊，十五万，真的是不少了，我心里那叫感激。
遗憾的是第二年我就步入了低谷，什么也没给他干；当时买的乐器，架子鼓什么的，好多都被糟蹋了，有的甚至不知了去向。后来说起，我一再给他打招呼。他倒是不在意，但我从心底里欠着他。
十多年了，应该说苍狼乐队一直没有打出她应有的知名度。更多的人还是只知道我这个人，不知道我的乐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后面我会试图做些分析；但我首先要说的是，不管有多么难，我们总算是坚持下来了。
苍狼乐队较之其他乐队，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马头先生”，也就是马头琴手。马头琴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而我们的“马头先生”可以说是目前全国最好的马头琴手。此人名叫张全胜，正业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当琴师是业余的。这是一个特聪明、特幽默，想起来就让我高兴的人，也是惟一从成立之初起一直没有离过队的老队员。现在他是队长，更重要的，是我们乐队的一个象征。
苍狼乐队有自己明确的宗旨，这就是以演唱和演奏中国民歌为主，弘扬民族风格。我们出的第一张专辑中就包括了《小河淌水》等。通常在国内演出，会有一小半摇滚；但如果到国外，比如到外蒙，只会有两三首摇滚，其余都是中国民歌，包括内蒙民歌。到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就基本全是民歌了。那是摇滚乐的大本营，我们当然要扬长避短；再说听众大多是当地的华人，他们最想听的肯定就是《草原之夜》啦，《在那遥远的地方》啦等等，乡音嘛。这些都是我们的保留曲目。
可以说“苍狼”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朗的风格和独特的追求，如果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理想，早就做成一个品牌了。可惜这个世界不会为谁事先准备好“比较理想”的“情况”。
“苍狼”的阵容一直足够强大。国内一些大牌乐队的大牌乐手，什么曹君啦、秦齐啦，差不多都在“苍狼”干过。成立之初我们的贝斯手是个四川人，特别棒；但问题也就出在他身上，并且是第一次演出就出了问题。
那次是去秦皇岛，与好几个乐队一起同台演出，还有模特表演。我们的乐队无疑是最棒的，被安排“压轴”，并且大获成功。这一来队员们的感觉都特“牛”，演完也不跟他们一起宵夜，自顾找了个地儿喝酒，喝完回来我就睡了。
睡到后半夜，经纪人青山突然猛敲我的门，一边大呼小叫“出事了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原来是我们的贝斯手喝醉了，不知怎么就摸到了一个模特的房间里，虽然啥也没干成，但已足够被指控为“强奸未遂”。当时我是乐队队长，一直调解到天亮，总算摆平了这场风波，可脸已丢大了。那次我们是开着两辆车去的，到走时八个轮胎被扎破了七个。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那个贝斯手给开除了。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乐队是一个整体，只考虑队员技术如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人。照说够明白了吧？可还是挡不住出问题。
我们这个乐队有点像“流水席”，你来我往的；曾用过日本人，还用过美国人。到了2000年，我下决心搞“清一色”，全部换成了蒙古族。当时的考虑，一是特色鲜明，二来都是同族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