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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说我好
都说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可到了今天四十岁的我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
我也曾考虑换个活法
可除了唱歌我还会做什么
因为这些年我迷迷糊糊
怎么养活自己还是个问题
好在香港澳门回到祖国
国际形势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也鼓起勇气面向未来
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第三部分世事洞明皆学问
我不敢说它有多好，但我敢说它足够真实。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当时我的心态和影像：我的悲伤、我的尴尬、我的坚持、我的牢骚和我对自己的不满。当然，歌毕竟是歌，不是病历或药方，因此我对危机感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和盘托出，更没有大肆渲染。不过，透过某些表达上的问题，还是可以看出它打下的深重印记。尤其是最后两句，将港澳回归、国际形势和我“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扯在一起，有人说是“神来之笔”，其实不过是茫然无绪中强作通脱罢了，其中的复杂滋味，大概只有我自己才清楚。
但无论如何，写完这首歌我感觉松快多了。这再次证明，写作确实具有心理治疗的功效。真到过生日那天，我已有足够的热情和朋友们一道狂欢到半夜。宴罢归来，趁着酒兴我又给朋友们和自己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结尾的：
回想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是你们陪伴着我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回想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那么多的亲人和好心人，说真的，今天我直想大喊一声“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可最终我还是没喊出来，因为我觉得，留在心里会让我更加踏实。现在我正盯着闹钟的两根针像两条腿，嘀嘀答答地越走越近，再过一会儿，当它们在12点上重叠在一起时，一个新的明天就会悄然降临。是的，新的！明天！我的。也是你们的。
把签字笔插回笔筒的刹那间，我体验到一种结束和开始同时到达的感觉；又仔细地读了一遍信，再折好放进抽屉，钥匙转动了两圈，“咔”地一场轻响：危机过去了，而青年时代也终于被留在了身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那叫个悲欣交集。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十岁危机的意义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如同秋风使苹果变红一样，它也使我变得成熟。
《红楼梦》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个字，常被用来指证成熟；但对我来说，“成熟”首先意味着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天地、父母、故乡、亲朋，没有他们和他们的爱，你就什么都不是。
其次就是平常心。所谓“顺其自然，任凭得失”；所谓“不为物喜，不为己忧”；所谓“是什么就是什么”；所谓“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曾几何时，我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火车头，只顾喷着气往前赶；然而现在，我更愿意自己是一棵树，踏实、安静，有花开花，有果结果；假如都没有，那就尽可能地绿着，绿成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四十以前是比着快，四十过后就不比了。真要比，那就比慢。“慢”无关体力和机巧，它是一种慧定，一种境界，比快更难。
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他是圣人，咱不敢比，却也能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及其复杂的内涵。我不能肯定2000年连获三个大奖是否和我的成熟有关，但我知道我没有辜负那场危机。经此洗礼，在我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沉稳、开阔的中年。
第三部分一个“硬汉”推波助澜
我从未为媒体把我塑造成一个“硬汉”推波助澜，却也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既然他们不太在意所谓“硬汉”是指我的歌还是指我这个人，我也就乐得装憨。装憨肯定没错，这方面我有优势，大草原来的嘛。但既然是“装”，就说明心里不踏实当然不会为我的歌，而是为我这个人。这事儿也不能怪我，谁叫他们那么浮皮潦草呢？假如他们明说我这人如何是个“硬汉”，如何“强悍豪放”，那我就要一揖到地，然后大叫惭愧了。
别的且不论，就说我直到现在回到草原，晚上还不敢一个人外出，出门撒尿恨不能都要扯上个人陪着，哪里说得上是什么“硬汉”？再比如我特爱看鬼片，可碟买回来了又不敢一个人看，总得拉个朋友做伴，要说“强悍豪放”，也太勉强了吧。
我这方面的故事多得很，一一道来怕让自己无趣，那就拣大的说三个。这三个故事，在我的私人档案里，被并列为“三大耻辱”。
耻辱一：那是1976年，我在内蒙艺校读二年级。一次学校下乡，一边帮农民收割，一边为他们演出。当时村里当然不会有招待所什么的，二十几个人就分开住在农民家里。我和其他两个男同学作一处，那是间又脏又破的旧仓库，窗户上总蹲着鸡。没几天村里死了个人，隔日晚上，两个女同学来玩，说到此事，于是我们就顺理成章给她们讲开了鬼故事。讲啊讲，那个毛骨悚然，那个欲罢不能，像在过瘾。
讲到快半夜，两位女同学该回去了，这才发现手脚都是软的。其实也就是二三百米的路，可就是动不了身，怎么办？那就送吧。三个男同学你谦我让，特绅士，最后还是集体主义占了上风，说好一起送。
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夜色朦胧中四下里似乎都有鬼影在晃动。一行人战战兢兢地谁都不说话，也不敢东张西望，只顾盯着前面的脚跟，埋头疾行。
说来也真是巧，走到村子中间的时候，正碰上死了人的那家抬着棺材，白花花一片丧服，哭着就过来了。当时我位居五个人的末尾，虽说前面有他们四个挡着，可一见这阵势，早已“噌”地一下，全身汗毛立正，四肢冰凉，彻底没了感觉。
好容易硬着头皮挨到跟前，一个女同学突然“哇”了一声。这一声好比刀光凉嗖嗖地一闪，我那一直绷着的神经“嗡”地一紧，就齐刷刷断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惨叫了一声“救命啊”，就转身蹿了出去，一边跑还一边喊，那声音，不用说只有鬼哭狼嚎才配得上。
我这一往回跑，那四位也都条件反射式地跟着我跑了回来。所有的人都像是在百米冲刺，而那次肯定是我一生中百米跑成绩最好的一次。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很明显全体男同学都不拿正眼看我，那份鄙夷，让我觉得四处都有声音在说：别理腾格尔，这个胆小鬼！
唉，本想讲鬼故事吓唬别人，最终被吓的却是自己；落下个“胆小鬼”的坏名声不说，还遭到了集体制裁。这以后差不多两三个星期，我见到同学都有点抬不起头来。
耻辱二：说话已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第三年下半学期吧，班上来了三个西藏的进修生。这三个哥们儿都好酒，某天就约我晚上出去喝。喝酒好啊，就去了。还记得去的那个餐厅叫杏花村，在小白楼边上。喝到八九点时人慢慢稀了，基本上也就剩下相邻的两桌，一桌是我们，另一桌都是本地人。
再往下喝，那桌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也不奇怪，越喝越“高”嘛。等声音大到足以影响我们聊天的时候，三位西藏朋友有点不满意了。其中一位撇着嘴骂道：他妈的，什么玩艺儿！要是在西藏，我早掏刀子了。一人捅仨，你信不信？
很显然他说的是醉话，可当时在我听来却不是（这说明我也已经喝得足够高），相反觉得隐隐然有指责我未尽地主之责的意思。于是也没多想，就“腾”地站起来，晃到说话声最大的那位背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喂，你们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影响我们喝酒啦。
那人转过身，看定我，然后慢慢站了起来。我当时特瘦，体重还不到一百斤；而那位长得又高又壮，堵在我面前，跟座塔似的。说实话我当时倒也没吝他，就把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哥们儿皮笑肉不笑地听完，也没多话，只骂了一声“操你妈”，就“砰”地一拳打在我脸上。那力道，震得我似乎飞行了一小段才跌落下来，人整个儿晕得找不到北，摸了半天才算摸实了地。然后又慢慢往前摸，摸到墙；再挣扎着爬起来，摸着墙往外走。后面不断有人踢我，还往我身上吐痰什么的，全都顾不上了，因为我已彻底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摸到外面找了个地方，像块木头似的坐了差不多半小时，才开始有了感觉。这时才发现满手满脸都是血污，胸前也脏了一大片。后来看拳击比赛，被对手击倒后数十下，起不来就算输，我特理解。那是真起不来啊，满脑子都是火星！
又坐了会儿，忽然想到三位西藏哥们儿还在里面，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儿了，就赶紧起身往里冲。不想进去一看，操，除了几个服务员在收拾桌橙，准备打烊，人早就走光了，也包括我的三位哥们儿。
第三部分这次的“胆小鬼”之名
当时我那个气啊，没法说，也没人可说。就又买了瓶白酒，喝了两口以后全倒在了身上，意思是我又喝了，然后找了个车回校。远远看见他们房间的灯亮着，知道人一定是回来了，就直奔过去，一脚把门踢开，吼了句“X你妈，再喝啊！”，就瞪着他们。
三位兄弟都还没睡，互相看了看，早先说过要玩刀子的那位慢慢慢踱了过来：“哎哟，腾格尔……”突然一变脸：“你个胆小鬼！”梆！冷不丁也是一拳，又是把我打得找不着北。
就这样，一个晚上我两次被打倒在地，而最终的罪名竟还是“胆小鬼”！很显然，在那三位西藏朋友看来，我在餐厅里挨打后一个人摸出去是溜了号，是一种临阵脱逃行为；而一个逃兵是没有资格去找他们发脾气，更没有资格变相谴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