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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将他的《秘密与民主：转变中的中央情报局》一书送审，出版审查委员会要求他删去100多处，主要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部门隔离的部分。特纳很不满，可是他的争辩毫无用处，尽管公众事务办公室是他一手创立的。
出版审查委员会是公众事务办公室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负责对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准备公开发表的手稿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机密。在证明有关材料是出自机密文件的前提下，委员会将对手稿做相应的删除。其审查时间之长，删除力度之大，令人足以打消写作的意图。
公众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情报局中地位比较特殊，它是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直接向局长办公室报告的8个部门之一，下设出版审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公开资料科等，还有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公众来信来电、剪报、起草局长演讲稿以及联络学术界人士。
公众事务办公室经常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公开资料科就更是这样。它主要负责根据《公开资料法》的条款，答复外界关于查阅中央情报局文件的要求。不用怀疑，这项工作怎么做都会得罪人。拒绝请求、答复太慢、给的资料太少，或者在提供的资料上有太多涂改的痕迹，都会使提出要求的人生气，批评中情局做法不民主、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太多秘密”，而这些“秘密”都与现在局里的保密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实际联系——法律上的规定往往与现实不那么吻合，这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在认为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外人提供了部分材料，却把自己的同事惹恼了。有好几次，其他部门的同事会气冲冲地跑进来，大发一通脾气，说公开的资料给他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2001年3月，中央情报局公开了850份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分析报告，共有19000多页。此前，中情局曾公开过2700份左右的类似的分析报告。随后一段时间，它又公开了71份关于中国的绝密材料，并且，估计将有更多的历史文件被解密和公开。这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情报局不喜欢征求外界意见，因此，为弥补自身分析工作可能出现的失误，它会公开出版一些非机密情报，以征求广泛的检验和评论。然而，这样做最大的困难还是难以区分哪些资料是可以透露，哪些是不能透露的。中情局还曾因为这个惹来一场麻烦。那时白宫正极力促进美国银行贷款给波兰，而中情局恰巧刊出了一份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说波兰向西方借的大量外债未能使经济改观，连贷款也难以偿还。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气得“脸色发青”，严厉地指责中情局说，一个政府部门损害政府的政策是骇人听闻的，白宫对中央情报局随意向公众透露情报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控制。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4）
中央情报局的新闻发言人令很多同行望而兴叹，对一个秘密的情报机构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基于根本的性质，在中央情报局……你们的成功不能够张扬，你们的失败不能够解释！在情报这一行里，英雄得不到表彰，得不到歌颂，经常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伙伴中间也是这样。”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设立了对外发言人，不过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可奉告”。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怀疑和指控，他们也只能回答“无可奉告”。因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需要理由，而任何理由背后都会牵扯出很多机密，所以只好表示沉默。这种守口如瓶的做法使它难免遭到误解，而在历史上，中央情报局也习惯了当“替罪羊”。
最让中央情报局头疼的还是那帮“无冕之王”。发言人对新闻界说的东西总是很简单，严格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而且是经过局长批准和指示的。记者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打电话请中央情报局就某条消息发表评论，也遭遇沉默。不过厉害的记者绝不就此罢休，他们揪住一点线索就不放，深挖下去，往往能把中情局最不想透露的事情掏出来，公之于众。中情局一位官员曾经不讳言地说，记者们添了不少乱。不过新闻界是不能得罪的，有时候还得借助这些神通广大的记者们的宣传力量。麦科恩和赫尔姆斯就喜欢通过一些倾向于中情局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吹风，有时候中情局也借助新闻界获取和分析情报。总的来说，中央情报局在很长时间内把新闻界当做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并不信任它。
出于这种心态，中央情报局并不重视对新闻界的联系。有一位官员就曾经抱怨，他以前在总部负责联系新闻界，那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职务，谁都知道他是中情局的人。没想到很快又把他派驻国外，从事秘密行动，而这个岗位又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暴露中央情报局的身份。他无可奈何，在工作中不得不时时提防，时刻准备撒谎，并保持低调。
特纳上任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他认为，与新闻媒介交换意见的做法对中情局是有益的，并且有利于纠正很多错误的或被夸张了的关于中情局的报道，因此，应该改善与新闻界的关系。1977年5月，他设立了第一个公众事务办公室，不定期地向新闻界做情况介绍。负责办公室事务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公共关系专家——赫布·赫特。赫特雄心勃勃又谨慎从事，他头一次把电视节目“60分钟”和“早上好！美国”带进总部，他广泛分发非机密的中央情报局研究成果，安排新闻记者参加中情局礼堂的例会，听取情况介绍和答复询问。赫特尤其强调，在回答新闻界和公众提问时，永远不能说“无可奉告”。
情况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情报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中情局别的部门对此很不理解，尤其是行动部的人。从事秘密行动的行动部特工认为公众事务办公室完全是中情局的另类，它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中情局的宗旨。他们抱怨说，有很多代理人就是因为知道中情局出了个公众事务办公室才不干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会泄密，从而导致自己送命。
秉持类似观点的凯西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就要求公众事务办公室停止对记者做情况介绍，不过他的做法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把情况介绍的内容范围大大压缩了。1981年，凯西将公众事务办公室改组，并入了别的办公室。不久，出现了“常春藤花冠”和“丹尼洛夫”事件，中情局与新闻界的关系大大恶化了。
“常春藤花冠”是国家安全局主持的一个项目，后被用作窃听苏联的海底电缆，但是被苏联人识破了，装置也被搬到莫斯科的一个军事博物馆里。本来这一事情只限于极少的知情人，但是后来成为指控克格勃“鼹鼠”佩尔顿的证据，媒体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凯西认为这种公开的追逐和评论会危害类似正在执行的项目，而且等于承认美国的非法行为。他考虑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控告详细报道“常春藤花冠”行动的几份报纸。媒体认为他只是要掩盖美国的情报丑闻，对他的威胁更为生气。双方互相指责和诟难，不可收拾。之后发生的“丹尼洛夫”事件，中央情报局利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驻莫斯科的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传递情报，造成后者被捕。这是严重违反“中情局禁止利用记者进行间谍活动”的规定的。中情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一时降到最低点。以至于后来“伊朗门事件”发生后，媒体无不发难，对中央情报局落井下石。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5）
韦伯斯特当局长后，着手扭转这一对立局面。他批评手下人拒绝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做法，因为媒体是对中情局前途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因素之一。他恢复了公众事务办公室，并重视和新闻界的定期联系。罗伯特·盖茨担任局长后，对媒体更为开放，他允许中情局副局长以下的官员接受录音采访，并下令对陈旧的档案逐步解密。
公众事务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为中情局作正面宣传，因此和很多记者，尤其是大报的记者，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它会安排有关的分析人员为记者做专门的情况介绍。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情局的功绩是不能宣扬的，因为要保护信息来源和运作机密。因此，它为新闻界提供的情况多是一些笼统说法，或者相关的侧面介绍。记者们在写关于中情局的东西时，也比较注意。1982年，国会通过《情报工作人员身份保密法》，明确规定公开秘密特工的身份是犯罪行为。这使得记者在写此类东西时更加谨慎小心。
在美国民主体制的约束和推动下，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一直在日益增加中，公众事务办公室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中情局组织的内部运作与机制，但它确实可以称做“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情报组织”。
关于本节开头提到的神通广大的马凯蒂的那本书《中央情报局及情报迷信》，故事还没结束。书中留下了168个天窗，随着中央情报局公开性的增加，一些秘密材料逐步公开，使一些空白处可以填补起来。出版社每一次发行新的版本，就用不同的字体把新补充进去的内容突出出来，因此，出版商玩的这个鬼把戏使得这本书畅销至今。
中央情报局的机构组织
提到中央情报局，人们很快会想到詹姆斯·邦德那样的特工。事实上，秘密的谍报活动只是中情局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从事这一任务的是行动部。中央情报局不是铁板一块，它由不同的部门组成，每个部门有特定的任务、性质、操作方式和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