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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过多久，我就向汤尼求婚了，尽管汤尼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首肯或否认，这让我们彼此有了很多要谈的东西。我不记得花费了太多时间考虑这件事到底难度有多大。这不是我行事的风格。但确实我花了时间想要找出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我相信汤尼会做出决断，考虑清楚到底她和孩子跟我一起生活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很想念本（在几年后，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思念他）。我想尽办法去看住在波士顿的琼和本。我想让本融入我的新家庭，同时也在为新生活的一切家庭琐事而奔波，我要供养房子，要做预算，去拜访亲友，诸如此类的事。我一旦下定决心，我就想和汤尼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我在孚日广场有一间小公寓房，那里比我的办公室还要冷。里面只有两个房间，厨房卫生间很小，而且还是连在一块的。在那里，你能够轻易地一手拧开浴缸上的水龙头，另一只手打开炉子。这公寓在一座年代久远，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公寓楼的顶端。可就是为了这种房子，我每个月还得交100美元的房租。从这间房子里，你能饱览亨利四世的雕塑，但是只有瓦斯取暖器，而且没人在家时，还不能让它开着。这就是说，当我到家时，公寓里的温度常常在冰点以下。情况如此恶劣，有一次我的医生琼•；戴克斯将我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去解冻。他给我胸部拍了X光，还做了全套的体检，甚至连华色曼抗体都检测了。这样才证明我呆在这种房间里，不会违反我健康保险合同上的条款。
劳燕分飞时，我一个人“单独”待在巴黎时，突然对我来说变得很难熬。一开始，我像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浑浑噩噩，除了采访就是做白日梦，回想上一次两相依偎时的情景，沉浸其中，然后很早就上床，用独自入眠来惩罚自己。我在巴黎的单身汉生活就是这样，这倒是很多男人的梦想，但是我活得像个头脑不清醒的苦行僧。当我最终厌弃了这一切，重新开始追逐正常的生活时，我的决心好像受到了陌生人、朋友的妻子和一切熟人的考验。女生搭顺路车回家都好像变得很麻烦。你膝关节的酸痛，都无法用意外来解释。晚餐的伴侣对我的兴趣远比对食物的兴致更浓。在拥挤的房间里的视线交流，现在对我来说都有了新的意味。我一个朋友的妻子，有一个晚上在我孚日广场寓所的回廊里，借着天黑，突然对我投怀送抱。让我吃惊的是，甚至汤尼的两个朋友都试着看能不能把我拉下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享受过兴奋而美妙的性生活，但是在将这种美好带到现实中时，我总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在波士顿的少年时光里，好女孩不会与人效鱼水之欢，而男生却受到训诫说做人要克制。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寄宿制学校里，我们的食物中如果有人下了硝石，我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其次，身为一名在南太平洋游曳的巡洋舰上的年轻海军军官，性生活就根本别提了。第三，一对刚新婚燕尔的夫妇双方都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学习，或者至少我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机会。我从前把自己当成是个从一而终的男人，就好像对主人从一而终的狗一样，可是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发现，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下，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不再吓得浑身发抖，特别是当汤尼突然同意我不时造访的提议之后。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枚结婚戒指，是我的朋友荷内•；图平特地为我定做的。他是卡地亚首饰店的一个合伙人，也是一家叫“无名餐吧”的美食俱乐部成员。我们现在的谈话的重点和精力，全都集中到了在巴黎完婚的细节上，以及她的孩子怎么和我们一起在法国待上一年。为了争取在我们新婚后第一年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度过，我们必须同意回到华盛顿，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一份工作。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好多问题，但是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因此我就把注意力投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些事情之前我都忽略了。
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一役中落败。法军随后撤离了东南亚。这两件事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点起了民族主义的熊熊火焰。可这也使得法国人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保护自己的殖民力量免遭进一步受损。法国对北非的态度变得出人意料的屈尊俯就，甚至对某些没多少种族主义情绪的人都是如此。从巴黎到阿尔及尔，法国人都“亲密地对待”阿尔及利亚人，用“亲昵”的口气对他们说话，让人想起当年美国南方的白人和一起工作和生活的黑人说话的口气。法国人乐于和美国人在美国大谈种族主义，但是非常反感有人提及在北非和北非人民的情感中，种族主义占有重要的分量。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白人和北非人民之间的冲突大大加剧了，因此《新闻周刊》的通讯记者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去法国在北非的三块“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采集新闻。我必须在周五晚些时候之前离开巴黎，搭乘每日一班的法航航班前往北非，我会在比亚里茨降落，租一辆汽车很快开到小镇圣强德禄兹的朋友肖家中吃一顿晚餐。周末，我会和朋友打打网球，聊聊天，品品美酒，再饱餐一顿蛤蜊酱通心粉。我可能还要在戴克斯看一场斗牛，甚至会跨过边境，跑到西班牙名镇潘普洛纳去看斗牛。然后在周日晚上，我会搭同一班飞机，从比亚里茨起飞，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或是突尼斯呆上一周，甚至呆上两三周。当采访任务结束时，我会尽量安排在周五晚上的最后时限回家，当航班停在比亚里茨时，我又能享受一个惬意的周末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5）
对这些旅途见闻的报道有一点困难。法国人谴责说所有的记者都在为“敌方”工作。那些在北非的法国定居者，法国人称之为“黑脚”（piedsnoirs），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科西嘉人，在政治上极度保守。他们觉得自己被法国的知识分子给出卖了，而且很害怕法国会丢弃他们。他们会在晚上把你视之为一名光荣的“黑脚”，同时试着在酒桌上把你灌倒。第二天一早起来，他们会竭尽所能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遇到的难缠的“黑家伙”是法国陆军上校让…巴蒂斯特•；比亚吉。他的使命就是向我解释清楚，那些“黑脚”们有非凡的决心坚守北非，甚至不惜与法国政府刀枪相见。北非的原住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也同样满心疑虑，但他们的言行就要鲁莽得多了。你的法语里要是没有萨凡纳口音，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是法国人，这可能会害得你背后挨上一刀。在北非要塞里和在大街上一样，一个披着穆斯林斗篷的北非人可能只是悠闲地漫步，也有可能手里正拿着机关枪，而你的小命就决定在他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了。
摩洛哥因为它的要塞、舞女和宫殿，而变得富有魅力。我还记得从拉巴特乘车前往大阿特拉斯山参加了一天的部族庆典。我和《每日电讯》的约翰•；瓦利斯和《费加罗报》的舍治•；布朗伯格同坐在一辆雪铁龙车的后座。为了消磨无止尽的旅途时光，我们带了《旅者随身阅读》系列丛书中一本臭名昭著的黄书。坐在右后座的人读完一页，就将这页撕下来，传给左边的人，当左边的人读完后，就从窗子里把它丢出去。这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污染”。
突尼斯城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而且它的历史也非常辉煌，古代的迦太基人就生活在突尼斯城的外围。突利斯总统的儿子人称“比比”的哈比•；包格巴看上去是一个现代改革派的领袖，他决心帮助自己的国家在这一体制下实现独立。他在加入父亲政府很久之前，就把处理与外国记者有关问题当成是自己的专权范围，他还会特意领着记者们到处参观。
但是对于我来说，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永远是我最难解读的一个国家，尽管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解这个国家上面。有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在法国，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做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巴黎蒙马特利山脚下的金滴水区。他们对白人满怀敌意，这和十年后洛杉矶沃茨区的情况可能相去不远。采访这一地区的外国通讯记者一般都很难采访到叛军的发言人，包括民族解放阵线（FLN）的代表，或是被称为“费拉加”（fellagah）的穆斯林游击队战士。这些人倒是不难找到，但是很难和他们坦诚相见。任何外国记者，都难以获得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领导的可信报道素材。
当1956年2月，我乘飞机前往阿尔及利亚时，情况就是如此。我的工作是要获得法国军队怎样在全国范围内，怎样应对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零星袭击的资料。2月6日周一晚上11点，我搭计程车抵达阿尔及尔的阿勒提宾馆，我就开始工作了。下面记录的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在六天后，把这封通讯稿寄给了《新闻周刊》的海外新闻编辑阿尔特•；布赫瓦尔德：
在副驾驶座上，还坐着另一位乘客。我们开始聊天，我说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要想公允地报道两方的情况确实有难度。我说要想找到民族解放阵线里愿意和人真诚交谈的代表，从而掌握真实情况，并了解战场上的实际军情太难了。他们开上了另一条路，停了车。我知道自己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并且开始想象他们能为我做多少事。我开始问了一大堆问题，他们打断了我，并且用更多的问题回问我。他们尤其关心，怎么向他们证明我是美国的通讯记者。我向他们说了（采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