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得病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小儿麻痹症的症状就像流感一样：身体酸疼，并伴有高烧和头疼。突然有一天醒过来时，疼痛感没有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家人请来了弗兰克•；奥伯大夫来治疗，可是他既不知道该怎样预防小儿麻痹症，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小儿麻痹症（那时，没人能治疗小儿麻痹症，当然肯尼修女是个特例）。当然，奥伯大夫对人体的肌肉构造还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就开始给我进行检查。我平躺在床上，我看到父母痛苦的眼神。奥伯大夫先是摸了摸我脑袋，然后让我皱眉，先扬起左边的眉毛，再扬起右边的眉毛，闭左眼，闭右眼，眨眼，用鼻子吸气，动动嘴唇，吐出舌头，咽一口口水，清清嗓子，深呼吸，咳嗽，打喷嚏，动动耳朵……然后又给我检查胳膊，先是右胳膊，从手指检查到右肩，然后再换左胳膊。
在我起床之前，我都差点要变疯了。因为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肩膀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腹部的肌肉有问题。其他的检查倒是没花太多时间，我的臀部肌肉还能动弹，我也能正常小解。为了背我去上洗手间，父亲和我差不多要折腾了半个小时，父亲也体会到了地心引力原理的残酷性，好在我小解还算正常。我大解没太大问题，只是有时候会不听我自己使唤，大解也不是很通畅。但是，我的腿部就难以动弹了。
还好，我的泪腺还能正常工作，家里其他人也一样。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开始商量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支架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我的腿部没有知觉了，倘若没有支架的话，有可能永远也无法直立了。支架最下部有一块踏板，踏板绑在我鞋子下方，这样不仅可以让我的脚部能够受力，而且支架上面铁板的重量也不至于把脚掌处的铁板压弯。得有人（典型的美国老爹）一天两次抬我进浴室，给我洗热水澡。家人还经常为我祈祷。
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突然而至的病魔，我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悲观地去想自己的人生可能从此就变作铅灰色的了。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有过多少念头，有过怎样的念头，但至少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来没有为明天担心过。一秒钟都没有担心过。我从来都没有在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坐在轮椅上的场景，或是自己带着支架、拄着拐杖的样子。当然，我对自己明天何去何从也把握不好。
我那时发现了手淫能给自己带来快感，当我发现自己那个部位的功能“恢复正常”后，手淫的次数就更多了。（编辑老师请注意此处的文字是否对于读者而言，不太妥当，请审改。）
葛兰特公司研究项目的心理医生和后续研究人员认为，我对现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对这一点印象颇深。我现在却在想，我当时到底是在适应现实，还是根本没把现实当回事。不管怎么样，弗莱德•；哈贝尔去世一个月后，我又躺进了救护车（我父母的朋友付的钱），警报器声震耳欲聋，救护车一直开到了我们家在比华利的大房子。躺在床上，我可以看到窗外那高大挺拔的衫树，我几年前曾在上面搭过小树屋。我能听到贝克岛上的雾角声，我还能听到窗外夏季女神来去匆匆的脚步声。我哥哥和妹妹眼睁睁地看着一盘盘树霉和纯奶酪端到我身旁，还有皮尔斯公司的很多美食供我尽情享用——这些都是我父母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他俩只能一个劲地摇头叹气，他们已经连续73天只靠吃汉堡和苹果酱度日了。他们总是在抱怨，担心把我宠坏了，其实他们嘴里的话和心头的怨气相比，已经算是是很轻描淡写了。
到了五六月份，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但是我不害怕也没有感到无聊。多亏家人在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副吊环，我就能够在床上侧身了。母亲借用一块演示黑板，教我怎样玩桥牌。父亲原则上答应给我200美元，让我参与在萨福克•；唐斯举办的赌马比赛。我花了几个小时，认真研究了每位骑手和马匹的过往战绩，仔细记录下我的每笔赌注，守着收音机听着比赛结果，我基本上都能赢些小奖。我记得在劳动节时赚了25美元，钱是父亲付给我的。我对报纸上的体育新闻总是从头到尾地认真阅读（其他新闻我也不看），收听波士顿WNAC电台弗莱德•；休伊解说的红袜队比赛的实况。
家里的客人很少。偶尔会来几个大人，他们是和我父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在圣马克中学的室友鲍勃•；波特差不多每天都会出人意料地来我家，他每次到来都让我很开心。鲍勃•；波特也是我朋友中年纪最大的，都可以考驾照了。我其他朋友的母亲对小儿麻痹症过分恐惧，她们都听不进大夫的话了。大夫说小儿麻痹症患者发病两周后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她们还是让自己的孩子躲得离我远远的。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7）
可别忘了里奥•；克洛南，他个子长得不高，但却非常健壮，是圣母大学的一名运动员。为了谋生，夏天他会在波士顿北湾地区举办的体育夏令营中担任教练，教我们这样的男孩如何投球、接球、击球、跑步、滑冰和拳击，每天都要工作五六个小时。里奥那时应该是二十三四岁左右，每当谈起圣母大学的传奇橄榄球教练罗克尼先生时，他总会毕恭毕敬的。里奥个子不够高，所以难以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但是，他体格强壮，而且心地善良。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我家，看望这个“倒下的”选手，并在我家吃晚饭。他差不多一次能喝光一升牛奶，亨特利…巴麦尔牌饼干你给他多少，他就能吃多少（严格来讲，这不是饼干，而是比饼干更大的甜饼，不过都是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这就是大萧条，饼干就是他的晚餐了。
正是里奥让我萌生重新走路的念头。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我脑子里面想站起来的时候，当我鼓起勇气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大声说出来。我的腿部没有什么疼痛感，但是我的脚趾依然不听使唤，而且支架紧紧地箍着我的腿，我也感觉不出来自己的腿有没有什么起色。支架两侧各有一块直立的挡板，和我腿的长度一样。在支架上，每隔几公分就有一圈皮带，把我的腿箍住，这样腿就不用紧挨着床单了。支架上的钢板都由弯曲的金属铰链固定在叉架上。即便是想象一下腿上带着这么多家伙站立起来，都是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里奥却对我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要在夏天结束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不要去想可不可能，不要退缩，也不要犹豫，连我父母都没有让我这样去做。
到六月底的时候，里奥终于让我鼓起勇气下床走路了。起初，他用手撑住我胳膊，扶我走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脚没有怎么给支架底部的踏板加力，后来我一点点地加力，挡板和叉架受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我说想自己走走看，里奥也说可以放手让我自己试着走，如果我要摔倒的话，他可以抱住我。后来，他真的让我自己走了。第二天晚上，里奥问我想不想当着我父母的面自己站起来，我同意了。他下楼把我父母叫了上来，虽然我痛苦得面部表情都抽搐了，但还是站了起来。
见此情景，大家都不禁喜极涕零。里奥又喝了一大升牛奶，消灭了一盒饼干，我们全家人则在打算让我试着不用支架走路。两个月后，为了防止腹部下垂（那时腹部的肌肉还没有怎么恢复），我就穿上了紧身衣，和鲍勃•；波特一起，来到埃塞克斯县高尔夫俱乐部，打算打几洞高尔夫。我一挥杆就把球打进了离球道50码左右的一个小溪障碍区，我只得弯腰取出球座，然后一摇一晃地走到小溪旁，打算把我的球给捞出来。我碰到了一个麻烦，我弯下腰去够小溪里的球，虽然小溪水只有四五公分深，可是我却没有力气直起身子了，也没有力气继续弯着腰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整个人就扑通一声摔进了溪水里，在进水那一刹那间，额头重重地撞到了一块石头上。波特在一旁手忙脚乱地要把我打捞上来，虽然我满脸都是鲜血，却觉得非常开心。
返校的时候，我已基本“康复”了。我虽然没法快跑，但是我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也都很听话。不知是不是我太天真了，我当时就考虑来年重返运动场。圣马克中学能够将好苗子培养成才，让好学生和优秀的运动员精益求精，让他们去发掘新的机遇，例如去参加社会公益、辩论比赛以外其他课外活动。
而像我哥哥弗莱迪那种桀骜不驯的“歪才”，肯定不能中规中矩地行事，它们的命运就比较“悲惨”了。他们这种人被称作“头发干着去教堂的家伙”。理由就是他们千方百计地逃避任何体育活动，所以他们下午就没有必要洗澡，因此当他们傍晚去教堂参加例行聚会时，头发总是没有洗过，也没有梳理过，干枯得像柴火棒子，所以得其美名。我们去教堂要先听一段讲道，做两次祷告，再唱一首赞美诗。“头发干着去教堂的家伙”中可不乏大人物，例如布莱尔•；克拉克，他日后成为了《红色哈佛》报的主编，后来又当上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副总裁；还有著名诗人、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洛威尔，他上学时人送绰号卡尔。他们这些“人物”在圣马克中学都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在大家眼中，他们多多少少是些“异类”。
返回圣马克学校，为了防止腹部下垂穿上紧身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体育事业”的复兴。橄榄球根本就别想了。我那年冬天试着学习曲棍球，但我的腿脚不灵活，你总不能指望用脚踝来跑动吧。棒球对我而言略微好一点，但我还没有我母亲跑得快呢。因此，我转向去从事一些“头发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