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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听众：“年龄倒是差不多啦，我四十岁，他四十二。”
医生：“那么，具体一点的说，他的要求究竟有多么频繁呢？”
女听众：“很频繁，真的很频繁。这个…平均一周要两次。”
医生：（同情地）“哦，真的很频繁。”
接下来，透过热线，医生就向那个烦恼的女人传授一些抗“索取无度”的技术要领，比如“多带他参加健康的文体活动”等等。当然，三句不离本行，实在不行，就要设法给他吃药，如果他不肯吃，就要想办法把药悄悄地下在他的食物里。
出租车司机笑得差点背过去。
十多年以后，我不知道媒体和“医学界”对市民性活动之“频繁度”的评价标准有无发生变化，不过，类似的评价活动显然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我的朋友小宝曾说过一个段子式的计算公式：如果你是19岁，那么正常的“频率”就是一周九次，如果你是29岁，得数便是两周九次，依此类推，59次，每五周九次，89岁，应该是每八周九次。
数字出干部，数字出教条主义，在任何方面，形势永远都比人强。前几天在杭州的数个饭局之上我都听人说起同一个新闻：当地公安抓了一个94岁高龄的老嫖客。回到酒店后上网一查，果然是杭州某报在8月22日有如下报导：前天下午，杭州城东派出所民警在协查一起毒品案时，奉命对杭州火车东站的一家小旅馆进行检查。当他们敲开二楼一间房门时，突然跑出一年轻女子，随后出来的一名老头满脸通红，口里唠叨着：惭愧，惭愧。民警很快查明了两人在一起所干的勾当。这个嫖客，年纪居然有94岁。杭州江干公安分局城东派出所民警都说，要不是有身份证作证，谁也不会相信这“花老头”有这把年纪。
看得兴起，于是一发浏览了同一类的报导。60分钟之后，我发现至少在“嫖娼卖淫”这个门类里，涉及“高龄嫖客”的消息还真不能算少，这是江苏某媒体在今年4月28日一段新闻导语：江苏高淳警方在审理一起盗窃案时，牵出了5个“老嫖客”，最小的50多岁，最大的竟然已经75岁“高龄”。日前，其中的4人被高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与此同时，相关的报导和评论在遣词造句上对此也表现出高度的舆论一律：“花老头，老淫虫，五旬淫棍，六旬禽兽，七旬色鬼，可憎，可耻。”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个从50多岁到75岁不等的“高龄嫖客团伙”，记者则骂他们是“一伙老不正经的东西”。
事实上，被撞破的嫖娼卖淫勾当每天在中国各地实在有很多，不然的话，扫黄运动也就没有常抓不懈的必要了。为什么涉及到“高龄嫖客”的消息往往能脱颖而出，令媒体情有独钟呢？这样的一种新闻取向，本身就体现了媒体自身及其所代表的公众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以下因素决定了“高龄嫖客”的见报：
第一：嫖妓犯法，嫖妓不道德，老年人（按照有关报导所给出的定义，应从50岁开始起跳）50岁以上者应当50岁以下者自动地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老嫖”与“壮嫖”及“中嫖”、“青嫖”相比，尤其犯罪，是不道德之尤。千夫所指，骂死不赔。
第二，一个人不仅从50几岁开始就不应拥有性能力，即使不幸拥有，却不应当行使之，即使不幸行使之，更不应当以违法犯罪的方式，否则，就是反常，如果年龄高达九十多岁，即便不是妖孽。至少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社会新闻版上的一条“奇闻”。
尽管有关的报导并没有交代这些高龄嫖客的老伴是否健在，但是无论如何，嫖妓确属违法，只要是成年人，现行法律在这方面并不考懀炅洌钦獠⒉灰馕蹲哦浴案吡滏慰汀焙廖薰思傻厥┮阅炅淦缡又┝褪且恢值赖碌男形Ｊ粲谏缁崛跏迫禾宓睦夏耆瞬⒉灰欢ā笆啤比酰词谷酰膊坏扔谌醯酵耆挥小Ｕ庖坏阋咽浅Ｊ段侍狻Ｖ辽伲艿冒延忻挥行阅芰陀忻挥行匀φ饬郊虑橹涞墓叵蹈愀闱宄劝伞Ｔ谛廊唤邮芤砸还蛞皇械母吡涫忻竦弊鲆搅浦贫燃八肌⒖掌笆称分柿可踔辽缁嶂贫群蜕屏济穹缰嬷副甑耐保蚁匀徊幌朐俣恋奖ㄖ缴隙杂凇耙换锢喜徽亩鳌钡谋ǖ迹呐孪乱淮伪坏背∽セ竦逆渭苏呤且话偎耆巳穑词勾耸峦耆蛔阋员坏弊瞿骋怀鞘懈吡渚用裥阅芰Φ恼娲恚隙苕胃荒芩闶鞘裁础袄嫌兴保颐侵辽僖灿Ω帽硐值蒙晕⒑竦酪恍思乙约拔颐歉髯缘慕戳粢坏忝孀雍秃舐贰！ �
第二部分谁怕谁
AXN的真人秀《Fear Factor》，是一个比谁胆子大的节目（在这个意义上，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跟它有一拼）。所谓胆子大，即先找出某人的最怕，然后让他接受这个“最怕”的考验，重赏之下，好看得很。记得某一集节目里，在相继通过了例如从地面弹射到半空以及在暴风雨中徒手爬到电线杆顶上等等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任务之后，一众幸存的美国壮汉雄纠纠、气昂昂地在唐人街某餐馆的餐桌前坐定─这一关的考验是：吃下一整只卤猪头，包括外置的鼻子，内置的口条。
猪头一亮相，就一点悬念没有，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除了张口结舌、闭目掩鼻、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之辈，剩下的不是咬了几口便宣布放弃，就是又咬了几口还是忍不住吐了。
做为亚洲、尤其是一名爱吃猪头的中国观众，落荒而走的老美看得我大乐。可能是我的笑声感染了制作人，去年年底，AXN以“畏惧的事物”为题，对亚洲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一项网路问卷调查，结果最近就在《Fear Factor》播出。6114份有效问卷显示，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人民普遍畏高、怕鬼或怕死，其中又以印尼人民最怕雷电，印度人民害怕大海，香港人民怕变胖、怕独处，泰国人民害怕牙科手术以及台湾地区民众害怕亲家较为特别。据梭罗指出，最使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若按此说，这种“谁怕谁”的调查不做也罢。我的意思是，怕大海怕亲家怕雷电怕牙科手术之类，略输共性；怕黑怕鬼怕死怕蜘蛛怕独处之流，又稍逊个性。比较中庸的是亚洲地区人民的普遍畏高。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海拔并不算高，即使世界屋脊确实属于亚州，不过参与调查的那部份亚洲人民也不太可能在那种地方上网。亚洲人民所畏的高，主要指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怕高层建筑和怕黑怕鬼怕死一样，都属于人类对超自然现象的自然的恐惧。然而一切惧怕都是相对的。埃及人说：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又如，吃猪头可能是美国人的最怕，但是，六、七十年代上海人过春节的时候，最怕的却是吃不到猪头。惧怕的相对性似乎还应包括亚洲人民之间的一些相互的恐惧，例如中国足球的“恐韩症”，等等。此外，惧怕的相对性还意味着特定的历史环境。例如，在最怕过年吃不到猪头的时代，我们说的是“人怕出名猪怕肥”，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品牌行销的时代，“猪怕出名人怕肥”却是人和猪都明白的道理。
毛主席曾在“520”声明中自问自答：“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帝以及美帝的AXN从来只有一个，“人民”虽然广义上包括亚、非、拉一切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人民，不过以当时的政局而言，指的主要还是亚洲人民，或者说中国人民和印度支那的人民。虽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美帝到今天为止还是有点怕人民的，AXN对亚洲人民进行的这项网路调查，就不妨视之为美帝怕人民的一种表现。当然，身为亚洲人民的一员，我也有点怕美帝，最怕的是美帝的摩天大厦。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很快又要轮到美帝怕人民了，因为超高建筑的重心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亚洲，亚洲正在成为美式摩天大厦在地球上最后的天堂。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最高摩天大厦，亚洲占据6席，而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占了4个。而在全球15幢最高的摩天大厦中，香港就占了四幢。香港人民之所以普遍畏高，与此不无关联。
就建筑物来说，与其说“畏高”，不如说“崇高”，或者两者互为因果。据参与调查的部份香港女性上班族表示，平时穿高跟鞋爬楼梯上楼时，会不断往下俯瞰，心生畏惧后更想继续看，不自觉幻想自己会摔下去。这个典型情境一方面说明了香港人民的“怕孤独”以及“怕变胖”很可能都与畏高有关，另外，“心生畏惧后更想继续看”，似乎就是既“畏高”又“崇高”的注解。亚洲人民的“崇高”还体现在“世界第一高楼”纪录的不断刷新，上海、香港、台北、迪拜、汉城，已建、在建或号称要建的“世界最高”的500米以上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你追我赶。CCTV有一篇报导认为：“对中国城市而言，它们对于作为成长环境的亚洲场逐渐敏感起来…在绝对意义上，北京多了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和库哈斯的央视巨型建筑，也意味着香港福斯特的恒生银行大楼和贝聿铭的中银大厦被夺去了部分新锐的目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相信，这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正在成为亚洲人民最新的Fear Factor，即生怕别人的楼比自己的高。已建成的“世界最高”最怕在建的“世界最高”，在建的“世界最高”最怕声称将建的，声称将建的，又最怕耿耿于怀，总是惦着要破记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我楼矮了。倒是正应了我们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
第二部分屁如朝露
关于《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本书，纽约时报书评说作者扎克斯“在粗俗和反常方面有所专长”。没有人会像扎克斯那样去研究放屁的历史─从公元前6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