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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他能够依赖。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虽是一座大岛，但是一座孤岛。除非东面的蒙古……不能让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串通一气反对苏联，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难怪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要承认它有灭亡的可能……沙皇们好办——斯大林这样想，随手把那本外交史放回原处。君主们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他们相互联姻，召开外交会议，共同反对革命……而现在面对的是扬言只要杀光几百万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就可以消灭共产主义的希特勒……
的确，斯大林曾多次想过让美国来扑灭正在燃烧的世界战火。但是，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步骤来安排同美国总统的建设性接触。一方面，这表明斯大林对大洋彼岸的这个庞然大物十分不信任；另一方面，斯大林非常怀疑美国当时是否能在欧洲切实地做点事情。然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一封信却很感兴趣。罗斯福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信中建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一切争端。罗斯福主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他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在１０年（或者２５年）之内不进攻他在信中所提到的欧洲和近东地区的３０个（！）国家瞾矉矙矠。的确，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倡议既怀疑，又吃惊。在同莫洛托夫一起讨论美国总统如此出人意料的举动时，斯大林说道：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指望别人哪怕是讨论一下这些建议。希特勒决心不顾一切地蛮干下去，现在很难让他停下来。”
莫洛托夫回答：“但这一举动是高尚的。当然，和平还没有到来，也就无法估价这一举动的作用。”
他们就罗斯福的信交换了意见，决定公开表明他们对信的态度。于是立即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电报，署名米·伊·加里宁（当然，他只是挂名，根本没有参与）：
总统先生：
我认为应当高兴地就您向德意两国政府发出的高尚的呼吁向您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真诚的祝贺。可以相信，您的倡议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真诚关心保持普遍和平的各族人民心中引起最强烈的反响。
加里宁
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６日瞾矉矚矠
然而，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３０日罗斯福接见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乌曼斯基时，总统却只是一般地表示希望在英法苏三国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斯大林看了乌曼斯基发回的电报，电报中说：罗斯福“不肯利用他所拥有的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影响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便影响他们的外交方针”瞾矉矝矠。斯大林把乌曼斯基的电报放在桌子上，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每个人首先想的是自己。”他本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尚未意识到全球问题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又彼此隔绝的世界群体中也只能如此。在那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时代，认为全世界应该在彼此间保持紧密联系，并把全人类的问题看得高于阶级间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看来是不现实的。
要指出的是，虽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是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但这些问题往往事先已在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交谈中“研究”过了。有时他们也会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事侦察机关的专家来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但是，大的决策都由斯大林一人来定，他只是参考外交人民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而后者的看法最初往往并不与斯大林的意见合拍。
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过，他曾多次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他的亲信一起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朱可夫说：“我曾有机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争吵，看到莫洛托夫在一些问题上尤为固执；有时惹得斯大林提高嗓门，甚至发火，而莫洛托夫却微笑着从桌旁站起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瞾矉矞矠莫洛托夫讲述的同希特勒分子领导人几次会面的情况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人民委员会主席本人只会见过里宾特洛甫。他经常在小范围内称希特勒及其周围一班人为“一群骗子”。据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冯·豪斯证实，甚至在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也要不失时机地用无异于“欺骗”一类充满恶意的字眼来攻击德国代表团。所以，在签订条约时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攻我们。”斯大林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证明他对战争会推迟爆发的推测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独裁者，所以他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曾几次回过来谈希特勒。
在同希特勒分子的关系上，斯大林几乎不掩饰自己在玩弄权术。莫洛托夫对Ф·丘耶夫讲过，当条约签订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起盛着香槟酒的杯子不无讽刺地说：
“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
当时，里宾特洛甫立刻奔向电话机（谈判是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进行的）将签订条约的情况和斯大林的话报告给在柏林的希特勒。接着，里宾特洛甫又高兴地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啊，我的大外交部长！你不知道你的功劳有多大！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
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后转过身来，令人不易察觉地向莫洛托夫使了个狡黠的眼色。
两国首脑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斯大林认为希特勒是个冒险家，而希特勒也把斯大林看作“布尔什维克恶魔”。
斯大林的藏书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一些著作。从他在《君主论》一书的页边上所写的批注可以看出，“领袖”熟知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的名言：“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认为，既然希特勒使用骗人伎俩，他们就可以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计划，目的只有一个：使与德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爆发。
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斯大林的其他战友看起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有时，日丹诺夫倒还能发表一些相当独立的见解，尽管也有局限性。而总的说来，所有重大的政治决定都带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领袖”并不懂得康德的哲学，但却信奉这位德国思想家的箴言：“要勇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无论当时对外政策中的成功还是失利，从根本上看都受制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他看问题的特点以及他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念头和计划。看来，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远瞩。斯大林丧失了预断未来的能力。
在此，我必须再谈一下那些由个人作出的决定的根源。民主并不是一种陈设。要么就实行，要么就不实行。实行民主时，人民和他们的全权代表能够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不实行民主时，则由少数几个人作决定，或者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由他自己作决定。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曾经谴责过在重大的外交和内政问题上的那种专制的决策方法，但后来一切又逐渐恢复“原状”。其中许多决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
大约１０年前，我国的语言中又多了一个常用词——“阿富汗”。这个美丽的山国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起，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们的灾难的代名词。和过去一样，那些作出决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责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寿终正寝仍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而我国将近１５０００名青年却阵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马扎里沙里夫的山谷和沙漠中。这项外行的、欠考虑的、轻率的决定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参与过这件事吗？这项决定由真正的权威的专家讨论过吗？当初预料到我们介入这个国家的事务的后果了吗？我曾多次去过阿富汗，在我国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前也去过。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并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剧不仅表现了政治上的轻率，而且说明在采取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没有采取民主方式。我们生活中的这一事实本身告诉人们，任何解释都开脱不了那些幕后决策者的责任。历史是不承认幕后活动的。斯大林的个人专权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说这些题外话并不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