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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评所谓“专家路线”》、《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同志，也在报上发表了题为《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的文章。
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的讨论十分广泛而热烈。
对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的出现，有人评述其原由说：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是在胡耀邦的组织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论大军，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这支大军简直所向无敌，笔锋锐不可挡。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理论的“两个凡是”，在这支大军的横扫下，顷刻间土崩瓦解，连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 直到9月中旬还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传讨论“真理标准”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赶忙登出几篇表示认同“真理标准”的文章。以应付一下“门面”。
胡耀邦传奇第六节 中南海短兵相接
第六节 中南海短兵相接
六十一人的问题，毛泽东在1943年说：
“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然而在“文革”时，这六十一人全部成了被任意揪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胡耀邦打开突破口，汪东兴釜底抽薪。
针锋相对，“两个不管”决战“两个凡是”。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营救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同志，批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可以让他们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出狱，以便尽快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然而，3O年后，他们却因为此事而被康生等人定为“叛徒集团”。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于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所谓
“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人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有当时还没有人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道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人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 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l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
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清康生和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一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成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 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