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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那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然而胡耀邦要求对重大案件进行复查处理时，汪东兴觉得有必要釜底抽薪。
一天，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胡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胡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
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胡耀邦最后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部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口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胡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
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持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自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 1968年11月到1959年1月人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 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 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301医院， 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l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广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 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
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还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叨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胡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胡耀邦另起炉灶，大江南北，寻常巷陌。明查暗访，争分夺秒，搜集每份资料，积储了翻案的足够材料。
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胡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胡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