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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安慰他说，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怕坐牢、杀头。
他还提笔写了《后汉书》里孔稚圭的一段话来勉励他：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
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这位青年人视为珍宝地将它收藏起来，并久久思考着坐冷板凳的话，心情惭惭开朗起来。后来，他的问题也查清了。
“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胡耀邦这一青年工作思想耐人寻味。现在，报纸上经常提到对于青少年要进行“挫折教育”，这岂不与“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有异曲同工之妙P
在“左”的风气盛行时，胡耀邦兴读书之风，他归结12个字：
“埋头钻研业务，抬头了望政治”。
1956年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题为《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报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读书学习的问题。
他分析说，当时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团中央要带领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使我国青年不单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水平。他还特别指出，青年团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胡耀邦在报告中说，共青团应当担负起教育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扫除文盲的重任。
他认为，青年团的同志虽然有热情，工作积极，也听党的话，但年纪轻，锻炼少，经验缺乏，思想往往存在着片面性，这是青年工作中经常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熟悉同本行有关的科学知识，加强自己的学习。
他深刻指出，“我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革命胜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现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那时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站在这样一种高度，胡耀邦身体力行，大力在全团和广大青年中提倡读书学习之风。
大家常常看到他紧张地工作，不倦地学习，办公桌上放着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
在他的影响下，团中央机关的同志，刻苦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1957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左” 的风气。胡耀邦Z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钻研业务，不间政治。我说这句话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地批判。现在国内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的时期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钻研业务。怎么办呢？他风趣地归结两句话，12个字：“埋头钻研业务，抬头了望政治。”他又说，这样做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1959年，他针对读书之风被反掉的情况，在一次讲话中说，从1956年起，读书之风兴了一下，但有缺点。如目的有问题，方法不对，没同实际结合，要求过高。这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的问题，提倡读书之风是正确的，后来一反，就连缺点带读书之风都给反掉了，必须再来大兴读书之风。
关于读书学习，有一次他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书1万字。 整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传奇第三节 史转折的前夜
第三节 史转折的前夜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硬拽到批斗台上坐“喷气式”。“小将”们厉声责问：“你和刘、邓是怎样往来的？”胡耀邦答道：“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胡耀邦当众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
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不过林彪怕水。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胡耀邦也重新“出山”，不料不到一年又“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又被“揪”了出来。
“四人帮”倒台，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他父亲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象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牌，游街批斗，并对胡耀邦说：“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胡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相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胡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充军到河南的胡耀邦，被军代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分子”。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胡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于，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朦，雨声渐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历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兼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一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河、《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