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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显得更聪明一些。德国的“学者”们不会对新学问抱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相反的，他们允许新学问的自由发展。德国的实业家也不像英国人那样轻蔑科学家。德国人相信，知识好比是农作物，越是照顾长得就越好。因此他们给了科学家们巨额的资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家们使德语成为所有想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不致于落后的人们所不可或缺的语言。尤其是在某些领域，例如化学，德国在西方诸国中一直占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德国在1860和1870年代对科学的培育，到了1880年代以后显现出了效果。德国在技术方面，以及产业的繁荣方面，都超过了英、法两国。
工业革命的再次兴起新型引擎机器的发明
1880年代，一种新型引擎诞生了。这种新型引擎用混合的爆发性膨胀力取代了蒸气膨胀力，这一发明开辟了人类发明史上的新纪元。这种体积小而效率高的引擎被用来制造汽车。人们不断将之改进，最终使飞行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以前就已为人们所知。1897年，华盛顿史密斯研究所的兰利教授制造出了最初的飞机，但还没有应用于载人。这之前，由于铁路与汽车等交通工具已趋于完善，所以人们普遍地认为人类运输的速度已不会再有大的提高。飞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想法，使从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之间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了。18世纪时，从伦敦到爱丁堡需要8天时间，到了1918年，根据英国民航委员会的报告，从伦敦至墨尔本绕地球半周的旅行，在数年之后也可以用8天完成。
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从某地到某地所需要的旅行时间在显著缩短，因为这只不过是人类能力可以达到的更深远更重大的发展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比如，在农业科学与农业化学方面，19世纪也取得了同样显著的进步。人类发现只要有足够的肥料，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得到四五倍于17世纪的收获。另外，医学的进步更是异乎寻常。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日常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由于健康原因所造成的生命质量的衰退也在不断减少。
总之，人类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仅1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完成了机器革命。在这期间，单就物质条件而言，人类完成了比从旧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或者比从埃及的斐比时代到乔治三世时代之间，更伟大的进步。解决人类诸多生活和生产问题的庞大物质骨架已经完成。很明显，这也要求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要随之做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调整虽然是随着机器革命一起到来的，但至今为止，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在更早的时期，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中也有过这方面的暗示。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并非机器发展的产物。
直到18世纪后半叶，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历史，事实上都是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里罗马所遭遇的境况的重复。然而，由于欧洲的政治不统一，反对君主制的政治动乱和民众暴动持续发生，另外西欧人又很容易接受机器观念和新发明，因而使事态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政治权力不那么集中的欧洲新世界，由于基督教的宣传已经使人类共存共荣的观念普及到民众之中，所以那些追求财富的人们便欣然让机器来取代奴隶和集体劳动。
机器革命——即机器的发明以及发现的过程，对人类的经验而言是一项新事物。它不会顾及将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产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只是向前进展。工业革命则与其他的人类社会事业一样，因机器革命而造成的人类生存状态的不断变化，在过去与现在，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由于财富的聚积，小农与小商人破产，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财富集中；另一方面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本集中。两者虽极为相似，然其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机器革命之后，劳动者的性质与以前截然不同了。机器革命以前的世界，所有的动力基本上都是人力，大多数的生产活动都是靠人力来完成的。虽然人们也会多少利用牛与马来作为动力，但如果要举起重物时，还是需要由人来举；凿开岩石时，还是人来凿；耕田也是人与牛一起来耕；在罗马，加利船上的动力也是淌着汗的水手。在早期的文明国中，大量的人类被当作苦工像机器一样被使用。靠动力运转的机器，在早期的时候似乎也未能把人类从这种苦工中解放出来。大群劳动者，为了开凿运河、修建铁路或是筑堤而被使役。矿工的人数也急剧增加。但是，便利的设备和商品的产量却增加得更快。随着19世纪时间的推移，形势日渐明朗：人类不再被当成与动物或机器没有差别的动力源泉来使用，因为靠人很困难才能完成的事，靠机器可以更迅速更精巧地完成。这样，只有在需要选择和运用智慧的地方才使用人力，人开始仅做为一个人来存在。而以前支撑起一切文明的劳动者，却是只知道服从的动物，是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对于谋求人类的幸福而言，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新兴的冶金业中，同时也出现在农业、采矿业等自古以来就有的产业之中。用于耕耘、播种、收获的机器出现了，一台机器可以做10个人的工作。罗马的文明是建造在廉价的人力基础之上的，而现代的文明则是建造在廉价的机器动力之上的。在这一百年之间，机器动力越来越廉价，而劳动力则越来越昂贵。不过在矿山里采用机器，却推迟了约一百年，原因是在那里，人力比机器更廉价。
于是，人类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根本而重大的变革。旧文明的统治阶级的主要烦恼，在于维持苦工的供给。但是到了19世纪，开明而具有前瞻性的人开始明白，民众必须成长为比苦工更高级的劳动力。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民众就必须受教育。哪怕只是为了确保“产业效率”，民众也必须理解自己的所做所为。
工业革命的再次兴起思想家的新观念
自从最早的基督教传教时代以来，在欧洲多少都实施过民众教育，在亚洲，凡是伊斯兰教生根之处也莫不如此。教会这样做，是为了使信徒理解信仰的意义，并且使他们能够阅读将信仰传播给他们的经文。当基督教的教义发生分歧之后，分歧双方为了吸引信徒，都非常重视对平民的教育。例如在英格兰，1830和1840年代，宗教论争的各方为了获得年轻信徒，竞相创设儿童教育机构。其中有国教派的“国民学校”、非国教派的“不列颠学校”，以及天主教派的“初级学校”。19世纪的后半叶是所有西欧化世界平民教育的急速发展期。不过上层阶级的教育发展速度却不是非常快。因此之故，以前社会中存在的读书人与文盲之间的鸿沟，现在则仅为教育程度高低的细小差别。这种变化表面上与机器革命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却是主张必须扫除全世界文盲的机器革命所引起的。
罗马的公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经济革命。一般的罗马公民，对于他们所亲历的诸多变化，绝对不像我们对自己的经历了解得那样清楚。这是因为现代人都能够读书、讨论，并且有机会到处旅行、观察，而这一点是罗马的一般大众做不到的。当工业革命进行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受其影响的一般大众已经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过程来理解了。
形式出现的。托玛斯·摩尔的《乌托邦》是柏拉图奇异的模仿，但却产生了效果——促成了英国《新贫民救济法》的产生。拿波里人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则更富于幻想，但却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
17世纪末，出现了很多政治以及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之中，有一个是牛津的硕儒约翰·洛克（1632…1704年）。约翰·洛克是一位英国共和主义人士的儿子，原来从事化学与医学的研究。在约翰·洛克有关政治、信仰自由、教育等的论文中，清楚地表明他完全肯定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与此人并驾齐驱，是稍后出现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年）。孟德斯鸠以社会、政治以及宗教制度做为根本分析的对象，将法国的专制君主政体的虚伪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样，孟德斯鸠与约翰·洛克一起纠正并排除了妨碍人类社会改造的诸多错误观念，他们因而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先驱人物。
从18世中叶，孟德斯鸠和约翰·洛克的继承者曾对他们所完成的道德、思想方面的著作，进行过更勇敢的考察和研究。一些出身于耶稣会的学者（他们极具反抗精神，被后人称为“百科全书派”），致力于新世界的设计（1766年）。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是大胆、率直研究有关食粮以及财物的生产与分配问题的经济学者，后人称他们为“重农学派”。《自然法典》的作者摩莱里曾经激烈地批判过私有制，他是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19世纪诸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思想家的先驱。
何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很多，而社会主义者也存在多种派别。本质上，社会主义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出发点，对私有财产观念加以批判的思想。下面，我们对各时代的财产观念略做叙述。财产观念和国际主义观念是两个基本观念，我们的政治生活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两个主要观念进行的。
财产观念起源于人类的好斗本能。在人类进化成为人类以前，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开始拥有财产。原始财产就是兽类为之而战的东西，比如对于狗来讲，骨头就是财产；对于母狮来讲，巢穴就是财产；对于一群动物的领袖来讲，这群动物就是它的财产。在社会学上，“原始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