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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自称亲自上门捐款。但他却在此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多场报告会上说错公社名称，这绝不是口误。雷锋描绘“捐款”过程的一些情节是很具体的。什么成千上万人上街热烈庆祝，他见状到储蓄所领出200元，然后送到公社驻地，而对方怎么推让不肯收，最后被他央求不过终于收下100元等等，讲得有鼻子有眼。怎么偏偏就不知道该公社叫什么？就算他记忆力不佳想不起来，也应该能从捐款收据上看到该公社的正确名称吧？如果他手中有收据，还会出这种错误吗？
雷锋把一笔“捐款”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公社”，恰说明这笔“捐款”从来就不存在。
4、“捐款”没有资金来源。官方雷锋事迹记录表明，到1960年9月雷锋完成了两笔共200元的捐款。但雷锋自己却在给辽阳市委的信中承认他那时只有不到100元的存款。1960年8月28日，雷锋在给辽阳市委的信中说明他当时的存款状况：“现在部队每月发给我们6元钱津贴，我每月除了理发花5角钱外，余下的钱我都存到储蓄所。入伍后我把在工厂时候攒的40多元，都带到部队存到了储蓄所。我在部队短短的7个月里，又节约了津贴费30多元，到现在为止，我已储存了100元钱。”
40多加30多怎么也到不了100。雷锋的算术有点问题。即便忽略算术法则，直接引用雷锋的合计数，他到1960年8月28日总共也才有100元存款，并不足以支付两笔共200元的“捐款”。这100元存款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笔。现已知他在8月28日确实捐出100元给辽阳灾区。这笔捐款有汇款单据和受捐单位的回复，可以确认为真。由此证明他在此之前没有给人民公社捐过款，除非他那时能把空气变成100元“捐”出去。
有关资金来源，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即雷锋日记所说的“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这个情节，从未得到储蓄所方面的证实。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雷锋开户的储蓄所能够提供雷锋在1960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从该所支取200元的纪录，无疑是对雷锋“捐款支援人民公社”说法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有这种纪录的话，当局应该早就公布出来宣传了。我们至今未见这样的纪录。现在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雷锋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两笔捐款，也就可以肯定地说，雷锋日记中“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是凭空捏造的情节。
5、更离谱的是，雷锋不但捏造了“捐款”过程，还捏造了对方的“感谢”。文件表明雷锋具有在公社党委提笔写感谢信的两个月之前就收到该信的特异神功。在1960年9月份题为“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的报告中，雷锋先介绍了自己的捐款行为，然后说：“做这种事——自己应该做的事，本不想叫领导和同志们知道，因为党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谁知事后公社党委和辽阳市委都给部队来信表扬我，使我很不安……”
但保存在雷锋纪念馆里的“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那封信，落款日期却是1960年11月11日。你看，雷锋居然在9月份就看到了信，知道了公社党委“来信表扬我”，并且超前两个月就觉得“很不安”了。是不是很特异的功能啊？这个情节让人见识到雷锋说假话的胆子奇大。他那时连假设的受捐单位都还没搞定，就敢声称连感谢信都已经收到了。毫无疑问，本案的当事人先编造故事，然后再设法补充资料。雷锋胆量大到如此地步，无论怎么说都超越了一个新兵的能力范围。要完成这种规模的造假，光靠胆大也远远不够。组织上不支持的话雷锋自己绝对一事无成。
三、前沈阳军区工兵十团是假捐款的主谋
前面说，以目前可得的资料来判断，这个假案是雷锋所在部队当局一手策划并全力保护使其成名的。如果没有雷锋所在部队当局的指使并提供保护，当时入伍还不到一年的雷锋不敢编造这样露骨的假事迹。即使他敢，只要部队能正常进行审查，他也根本过不了关。
查明这个假故事太容易了。上级只要把雷锋叫到办公室，提一两个问题就能当场把雷锋问趴下。比如问：“哪儿有个‘望花区人民公社’？你领我去瞧瞧行吗？”，“你说公社给咱们部队写来感谢信了？怎么我们都没见着？”，“捐款收据在哪里，拿来让我看看好吗？”。雷锋哪里经得起这样盘问？
即便该部队开始时忽略了初始审查，在1960年11月收到受捐单位的否认信函后，部队也无法继续忽略下去了。部队至少应当把来信内容与雷锋讲了几个月的故事再核对一下。而这个案子经不起最轻微的查问。一碰就会露馅。它没有在当年露馅，只能证明雷锋所在部队领导机关对这起捐款骗案处于“全程知情，全程掌握，全力保驾”的状态。在部队当局的保护和指导下，雷锋毫无顾忌地执行编造和宣扬假故事的任务。他连续在多场报告大会中绘声绘色地成百上千听众讲述着他“捐款支援人民公社的”的假事迹。几年后，这笔假捐款更是正式地被列入雷锋事迹，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一切都显示雷锋所在部队领导机关从一开始就具有造假作案的强烈故意。这起案子不是雷锋个人造假而部队失察，完全是部队主动指示雷锋说谎并且采取措施巩固和保障谎言。因此雷锋所在部队的前沈阳军区工兵十团，应该是这个捐款骗案的主谋者。而其上级机关，沈阳军区工兵部，为此案提供庇护并进一步拔高发展。再加上全党全军各级机关的努力，造出宏大辉煌的假案，使雷锋最终成为闻名全国的英模。雷锋在案中则是一个是一个忠实积极的谎言执行者。
谁是雷锋日记的作者？
雷锋所在部队主动指示或授意雷锋说假话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雷锋日记与捐款活动的矛盾现象。如果你以正常时序阅读雷锋日记和雷锋写给中共辽阳市委的捐款信，就会遇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雷锋毫无道理地自己破坏自己。他的日记和他的信打架。他在1960年8月20日的日记说他支出两次捐款，共计200元。短短8天后的8月28日，他写给辽阳市委的信却说他入伍以来总共只储蓄了100元。用100元的储蓄怎么能捐出200元？雷锋结结实实地陷入了“大笔开支无法说明资金来源”困境。这种互相矛盾自我破坏的的现象提示雷锋日记和雷锋书信是不同的作者。1960年8月20日的雷锋日记的原作者不是雷锋。这个有权决定雷锋该写什么日记的非雷锋作者，只能是雷锋的上级。
因为，如果两者均出自雷锋的话，就完全可以避免两者间的冲突。雷锋必然会在日记和书信之间保证资金支出与来源的一致性。他在8月28日的信中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存款数字写高些（9月后雷锋的各次报告里就是这样改的）。他也可以干脆一字不提自己的存款。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在捐款时不说也不必说明自己还有多少存款。雷锋当然也不必。
只有当雷锋日记和雷锋书信是不同的作者时，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一方面，雷锋写信介绍自己存款现状时不知道别人将要在他的日记里添加100元的捐款事迹。因此只写了100元来源。另一方面，雷锋的上级不知道雷锋曾写信把自己的存款数说死了。他在替雷锋编写日记的时“自然”地以为雷锋的存款和他的“捐款”一样，都可以由组织上掌握。要多就多要少就少。他径直指示雷锋往日记中添加一次100元的捐款开支。导致雷锋日记和书信之间发生矛盾。
“8月20日”
日记也不是雷锋在8月里写进日记本的。这篇日记在叙述时态上露出了马脚：它用完成时态叙述将来事件。日记日期是在雷锋向辽阳市委汇出捐款的8天以前。但口气却是完成时态：“辽阳市遭受了洪水的灾害，我把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百元钱寄给了辽阳灾区人民”。他本应当说“我将/打算/准备要寄去一百元”而不应该说“寄给了”。
上级指示雷锋追加7月里“支援望花区人民公社100元”事迹的念头，应该是在9月6日辽阳市委写信表扬雷锋以后才出现的。此时雷锋虽然知道上级追加的“捐款”超出了自己的存款额，可能心中暗暗叫苦。但他选择了沉默和服从。雷锋的虚荣由此也可见一斑。当然他因此而得益。但同时也留下了历史性的漏洞，成为雷锋造假的证据。
让我总结一下：对于雷锋日记和书信互相矛盾自我破坏的怪现象，合乎逻辑的解释应当是：A、雷锋8月20日的日记写成于8月28之后；B、这篇日记的原作者不是雷锋，雷锋只是把它抄入日记本。
从这些年来网上流传的一些文章看，人们早就在质疑雷锋日记的作者是不是雷锋。几年前有篇文章提到，央视一个主持人在河北某大学演讲时直言不讳地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是谁替雷锋写的日记。”可见雷锋日记的由他人操纵的痕迹十分明显。以至于有关当局在雷锋去世后多次公布雷锋日记的“摘抄”而始终不敢公布其全部原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雷锋日记的影印原件。我敢说，单是这套日记原件，就足以将雷锋这个假英模击得粉碎。
四、假捐款事件过程还原
假捐款应当是在9月6日以后雷锋走红初期由工兵十团当局“当机立断”追加的事迹。但由于事情做得比较仓促，留下了严重破绽。虽经事后追补资料，仍然无法圆谎。这些破绽使得我们现在能够顺利破解雷锋捐款假案。我所引用的资料是公开的，每人都可以查阅这些资料并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我相信我的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当然，它毕竟是我个人的分析结论。这结论还有待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