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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小巷子的墙壁上，还挂着一个小小的褐色木排，上面写着“邵竹溪点穴推拿”几个字，并有标示方向的箭头。我们沿着箭头的方向，在迷宫一样的墙壁和砖头之间穿梭。胡同已然不是胡同，房屋已然不是房屋。看过了三五个小木牌，终于看到：在一片狼藉的拆迁现场，居然还残存着一个灰墙红瓦的四合院。这就是所谓的“邵家大院”吗？
开门的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周传荣告诉我，“留守”的这位是邵竹溪老先生的儿子，是首钢的退休工程师。今年八十多岁的邵竹溪老先生是一家之主，家族破落以后就以祖传的推拿针灸为生，最近刚刚搬走。走进院子环视一番，房屋虽然早已破败不堪，却还残存着一种掩不去的富贵气。朝南的正屋还完整地保存着，它的建筑风格类似于一所气势恢弘的庙堂，巨大的红色木柱、大幅的灰色瓦片，雕花的窗户和剥落的墙壁，骨子里都有一种天然的傲慢之气。厅堂之宽阔高旷，绝非一般百姓家所能比拟。屋檐之间，雕梁画栋依稀可辨；瓦缝之中，凄凄草丛迎风瑟瑟。厅堂的地板是大块的方砖，光滑如镜，照出我们拉长的人影，它们曾经照过的前朝红粉，早已变成了白骨；卧房里则是红漆的木地板，虽然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但走在上面依然感到厚实而富于弹性，与之相比，今天的那些实木地板简直就望尘莫及。
老邵告诉我们，他们家的祖上曾经担任满清王朝的户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财神爷”。当年，祖上深受慈禧的宠爱，家里堆满了“老佛爷”赏赐的珍宝玩物。后来，宫廷赏赐了位于崇文门的这片风水宝地，他们便大兴土木建起了这片贯穿两条胡同、总共拥有两百多间房子的老屋。一时间，真算是“钟鸣鼎食”之家了。在清末民初，他们家族弃官从商，财源广进，号称崇文门地区的首富。家中小姐的“绣楼”，是一栋实实在在的“楼”，而且还是北京城第一所安装了电梯的民居。同时，他们还专门将马厩改装为车库，因为家里买了北京城第一辆奔驰汽车。小姐的绣楼就在院子的旁边，如今只剩下两面绿色的墙壁，工人正在卖力地敲敲打打。我目测了一下空地的面积，这间“闺房”简直可以容纳一个班级的学生。忽然，我想起南唐李后主的句子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我又想起了《红楼梦》中《好了歌》的歌词：“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世上没有永恒的权势和永恒的财富，才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这所老房子就目睹了人类多少的悲欢离合呢？
老邵告诉我们，按照文物保护的法规，这片老院子应当受到保护。但是，开发商可不管什么文物不文物的，他们只想尽快拆掉老房子，然后盖商厦和写字楼。周围的居民都被连哄带吓地签字搬家了，现在只有他们一家还没有签字。可是，区上的领导也支持开发商，因为旧城改造是官员们一个显著的“政绩”。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希望渺茫的“拉锯战”。不得已，晚上他们就睡在旁边厢房的地上，尽管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老工程师哀伤地说：“真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每天听到外面工人的敲打声、听到工人们与收购废品的小贩就刚拆下木头讨价还价，他就心惊肉跳。前几天，建筑工人没有经过同意便将后院的厢房拆除了。他去论理，工人却说，那是捡垃圾的小贩所为，跟他们无关。真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开发商有时真比大兵还要蛮横。“就只剩下这一个院子了。”他含着眼泪指点房屋的梁柱给我看。原来，整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建筑，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全部是用木楔子缝合的，缝合得天衣无缝。两百年前的手艺人，在饥寒交迫之中，却能够做出这样巧夺天工的活计来，今天的我们呢？
邵家老院子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着。它能够存在到哪天呢？几个没有权势的老百姓的抗争，能够阻止官员和开发商的“雄心壮志”吗？在冠冕堂皇的“雄心壮志”的背后，其实是没有止境的、贪婪的欲望。正在消逝的又何止一个邵家大院呢？在正朝着现代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今天，北京城里的老院子、老胡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逝着。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过：“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他是在忧伤中去世的，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止一个充满诗意的古老世界的灭亡。那些被金钱和权力支配的、丧心病狂的商人和官员是不会倾听他的建议的。他痛苦地观察到：“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他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北京城在这条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
历史与文化、记忆与血缘、智慧与美，都凝聚在古老的建筑里。梁思成认为：“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建筑、失去了我们生活过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以及那些可爱的树木花草，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童年的记忆，失去了我们与祖先对话的渠道。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没有灵魂、没有根基、没有美。
我不敢到崇文门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再去的时候，那个古老的邵家院子还在不在。送我离开的时候，老邵的目光里充满了对我这个“作家”的期望，他期望我能够“力挽狂澜”。我不敢面对他的目光，因为我除了写篇没有任何力量的文章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为老院子的命运而祈祷，它就像我们的祖父祖母。建筑是有灵魂的，有工匠的灵魂，也有居住者的灵魂。让我们为这些即将消逝的建筑祈祷，也为我们的灵魂祈祷。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陈寅恪的故居
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依然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想整修老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修葺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于是，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当地的一名政协委员提出了政府拨款维修陈家故居的议案。没有想到，这一议案却遭到地方行政首长（大约是县长）的严词拒绝。该官员在酒足饭饱之余堂而皇之地说：“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有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
这正应了王朔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这位“父母官”大约可以跟我们的“码字大王”王朔攀上兄弟了。作为一方当政者，理所当然对发展地方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老百姓判断一个地方官员的施政能力如何，首先就看他抓经济的能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只知道抓经济的官员绝对不是一个好官。优秀的地方官员，应该是一个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和经济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法国南部某小城的一位市长，在十多年的任期里，都把休息日花费在维修当地的历史古迹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出身，在节假日便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亲自拿起工具，义务装修那些小城人引以为骄傲的名人故居。这位市长说，他卸任之后将“专职”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甚至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