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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在中国”，一直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慈善事业在中国极其滞后的现实。“慈善”的缺席，自然也使得真正的“慈善家”寥寥无几。于是，当我读到《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一书时，如同沙漠中的旅人发现了绿洲一般的惊喜。
余祖亮是福建福安市的一名普通百姓，凭借着福建人特有的吃苦的精神和灵活的头脑，他在八十年代末成为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有了钱，该做些什么呢？是弥补童年的困苦而大吃大喝、拼命享乐？还是把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呢？此时此刻，余祖亮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事慈善事业，特别是收养孤儿的事业。当地的弃婴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女婴和有残疾的婴孩都被父母抛弃到街头巷尾乃至荒山野岭。余祖亮不忍心看到这些幼小的生命如烛火般消失，便决心自己来当这些孩子的父亲。
从一九八九年至今十五年间，余祖亮创办的私人孤儿院先后收养了六百多名弃婴，拯救了六百多名嗷嗷待哺的生命。曹燮采访余祖亮的过程一波三折。采访之难让曹燮感受到了余祖亮的可贵，采访之难也让曹燮感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艰辛与困窘。余祖亮的故事显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能启发我们对今日中国大陆慈善事业的内部运作及外部环境进行深入的思考。最让我感慨的是余祖亮不断经受的压力、阻碍和打击——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和鼓励慈善事业，加之地方官员对政绩和面子的过度看重，以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片面理解和执行，使得余祖亮的孤儿院处于“半地下”状态，频频被关闭，屡屡迁移新址。余祖亮的义举不仅得不到某些地方官员的支持，反倒被认为是在“破坏计划生育政策”，多次遭到严厉的罚款。在某些地方官僚眼中，他几乎成了一个“捣蛋鬼”。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余祖亮依然十余年如一日地以巨款支持孤儿院的事业，并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不怕被亲人误解，也不怕被官员所欺凌；他不企求得到回报，也不想由此“出风头”。他像老黄牛一样，在背后默默地实践着特蕾莎修女的名言“爱，直到受伤”。
余祖亮为何有如此博大的心胸和情怀呢？他从事慈善事业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信仰的强大支撑。余祖亮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便生活在信仰的氛围之中。“六百个孤儿的父亲”，这不是一个常人所能够承担的命名。余祖亮的两个儿子都过着自食其力的快乐生活，受父亲的感染，也都有怜悯和同情之心。小儿子在念大学的时候，每月只要三百元的生活费，而且还要省吃俭用去帮助贫困学生。余祖亮感动了家人，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陌生人。如今，到孤儿院来当义工的人数以百计，从学校老师到外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家庭妇女到七十岁的老人，都自愿来到孤儿院给余祖亮做帮手。这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耶稣的戒律。曹燮虽然不是信徒，但他发现了信仰的力量、信仰的激情，他把这本传记的最后一章命名为“理想家园”——这个“理想家园”始于一七一五年抵达闽东福宁教区的西班牙传教士白桑实，这个“理想家园”就是余祖亮所有善行的源泉。比利时神学家吕斯布鲁克曾经提出一个“普同”的概念，一个沐浴在信仰的光芒中的人，他的爱应当是“普同”的。吕斯布鲁克这样写道：“基督之爱是普同的，他的教诲与劝诫是普同的，他那充满怜悯和宽容的慰藉是普同的。他的灵与肉、他的生与死以及他的服务对所有人来说永远都是普同的。若非为了将得永赎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基督从来都不为自身存活而取一口水、一餐饭，直至末日。基督自己从来没有任何财物，没有任何东西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是普同的：身体与灵魂、母亲与门徒、斗篷与短衣。他为我们而吃为我们而喝。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只有其伤痛、苦难与悲惨，但是由此而来的助益却属于整个共同体，而且他所博得的荣耀对所有人都永远是普同的。”的确，没有信仰，人断然不会爱。没有信仰，人断然无法臻于“爱，直到受伤”的境界。既然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那么每一个生命都应当受到关怀和尊重。余祖亮正是这样爱着这六百名弃婴，他以自己的怜悯、奉献和劳动，昭示了人的高贵、尊严和超越性。我想，这也许就是余祖亮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哪个文人不帮闲？
——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我很喜欢读王彬彬的文章，在门户森严、批评变成表扬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不被学院派的贵族们所喜欢的“异数”。某些雍容华贵的老先生指斥他为“骂派”，说他以“骂人”之术来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学者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却有一番诚实而中肯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是近年来我很少听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对那个勇敢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认同和赞赏。但是，丁帆这样的君子是极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还要仇恨孩子，因为孩子的勇敢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那些面对强权的时候无比懦弱的家伙，在攻击和辱骂孩子的时候却显得相当的英勇。
王彬彬并没有拒绝“箭垛”的命运。在新作《文坛三户》中，他第一次集中凸显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组成的“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却发现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特征。”金、王、余三人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单纯的作家或者学者，他们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比如金庸之创办《明报》、王朔之投身影视、余秋雨之“凤凰之旅”。他们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印数和读者群，他们在传媒上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评述这三个人物，旧式的文学理论远远不够。王彬彬也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他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已有的“批评”的“再批评”，使得《文坛三户》不再是一本文学圈子里的讲义，而是一张给当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既不同意严家炎教授将之高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将其全盘否定为“文化糟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民间文化组成部分的“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对儒法一体化的专制道统和统治术的时候，却也不乏正面的意义。这也正是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游侠们作传，而《游侠列传》也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当人类进入文明和法治社会之后，“侠”便消褪为一种梦想和游戏，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比如英国有罗宾汉的传奇、美国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莱坞的“邦德片”也长盛不衰。中国的武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国颇受欢迎，《卧虎藏龙》更是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难道我们能说因为美国人喜欢武侠片，就证明他们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吗？我认为，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不过是消遣读物而已，无须对其“过度阐释”。欣赏和否定的两派，都犯了同样的、“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当然，金庸小说和金庸其人应当分开来看——金庸小说承担不了“帮闲文学”的使命，但金庸其人近年来却作了不少帮闲的表演，诸如在浙江大学的演讲中大谈“大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云云，让我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文坛三户》中对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着朱学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与“大院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年，我阅读朱学勤先生评论王朔的文字时，不禁拍案叫绝。朱先生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保持着自由主义学者的谦和大度，惟有在谈及王朔时，才显示出了压抑不住的激愤来。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