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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优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从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学术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
第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变成个人的内在的洞察力。
博耶认为，牛顿之所以对天文学进行精确的研究，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航海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因此，牛顿不仅是一个纯理论研究者，他也是一个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法拉第寻求电与磁的联系，是因为寻找新的电力资源是他那个时代的优先工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术是否会应用，而在于学者的工作是否符合人道的目的。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本身必然蕴含了学者对世界的关怀和挚爱，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而非个人的玩物，正如学者汉德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困惑不安的世界不再能够负担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奢华。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而是取决于它对世界和世界的服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怎样才能重建学术的尊严、找回学术的使命呢？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所必然面临的挑战。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北大的俯就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新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北大的招生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为了抢夺生源，北大只好放下名校的架子，每年从春天起就开始在南方举办多场“北大高考状元成才之路报告会”和各种形式的招生咨询活动。另外，北大也开始推行诸多的“系科改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增设新闻学和影视编导两个新专业，前者计划招生三十至四十人，后者计划招生三十人。有关人士希望通过这类“时尚”学科来招揽高分考生。不久，北大又通过了创办“传媒学院”的决定。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其抱残守缺，不如标新立异。北大向来就喜欢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上引领变革之风。然而，对这一次的学科改革我却持怀疑的态度。我想追问的是：北大开办影视传播方面的专业，难道能够办得比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广播学院好吗？如果无法办成第一流，又何必凑这个热闹呢？当然，我也理解，一所堂堂百年名校，不得不像小姑娘一样花枝招展地打扮起来吸引顾客，也许本来就是一种无奈之举——生源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生源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的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是最看重大学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传统，而更看重热门专业的多少和毕业后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所以，尽管北大拥有中国大学中名列榜首的学术成就，但由于长期注重基础学科教育（即俗话说的“长线”），在许多考生和家长眼中早已不是“香饽饽”。于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源和增加经济的收入，北大不得不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调整”，以“俯就”的姿态来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然而，我很担心这种没有原则的“俯就”，它可能会导致北大学术传统的断裂和学术水平的下降。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北大应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位：它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的“思想库”的角色，它必须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级的学术大师、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在培养一部分实用性、技术性人才的同时，北大更应当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心脏起搏器”。我认为，培养几个走红的影视明星、几个聪明的小报记者、几个公司的经理人员，并非北大的主要任务。没有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才是没有灵魂的北大；而没有影视明星、体育健将的“加盟”，却丝毫无损于北大的伟大。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思维的北大，才是辜负其百年声誉的北大；而少出几个名流和官员，并不足以让我们叹息。
有人说，北大开办传媒方面的学科，是为了克服大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正确举措。但是，我却认为，大学与社会的有机整合，并非通过开办一些“热门专业”就能够实现。打着“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幌子，将大学办成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将对大学精神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学当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拉·哈卡维清醒的警告：“我们的重要大学不能把富裕、自大、秀美的小岛建立在贫穷、罪恶和绝望的海洋之中。”但是，大学有着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特殊方式——大学的使命意味着把大学丰富的资源与我们最紧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我们的儿童、学校、教师和我们的城市及农村联系起来。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跟从者；大学不应当成为世俗价值观念的附庸和回声筒，大学应当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命题。
北大创办传媒方面的专业，如果能够沿袭昔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也许能够重新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但是，据我的观察，目前无论是系科的设计，还是教师的配置；无论是学生的理想，还是校方的期望，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进展。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希望立即钓到大鱼的、缺乏起码的耐心的垂钓者。好些教授和学生都是抱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媒体仅仅是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产出”的朝阳产业而已。媒体背后的道义力量和公正精神则并不在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此传媒学院，难道能够培养得出像萧乾那样优秀的新闻记者来吗？当年，萧乾奔赴欧洲血雨纷飞的二战战场，出生入死、马不停蹄地采写战地新闻，恰是一名“不带地图的旅人”。今天选择传媒的学子们，多少人有萧乾的理想呢？
北大的“俯就”姿态，让我开始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与商业和世俗世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当追赶时尚和潮流，还是应当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蓝图与理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正在积极应对技术更替和文化嬗变的诸多重大挑战。而像北大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还面临着诸多的任务：一方面需要从昔日受苏联影响的僵化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恢复民国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一方面要应对商业浪潮的侵略，另一方面则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贴近时代脉搏、为社会提供更加广义的教育服务，还应当坚守作为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原创地”和“摇篮”的性质、充当时代的先锋。让人遗憾的是，对于后者，北大思考和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正是北大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放弃这一使命，北大也就沦落为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了。
其实，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与良好的经济运作、以及发挥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对此，美国教育家哈柏自有一番心得体会。哈柏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他劝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创办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哈柏为芝加哥大学打下了浓重的精神底色，也创立了它的盈利模式。他不断敦促教师和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他期望每个教授乃至研究生都能著书立说，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哈柏是以别人建造铁路和创建工业王国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来建设一所大学的。他论述说，学术研究是学校的本钱和力量源泉。只有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出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学校才有可能挣到钱。哈柏告诉芝加哥大学的师生说：“我们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正是有了哈柏的明智的思路，作为后起之秀的芝加哥大学，才迅速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发展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就涌现出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获得了社会各界丰厚的财政支持。面对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就连投资者洛克菲勒也表示：“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佳投资。”哈柏认为，如果学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甚至为了挣钱而不惜牺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那么这所学校也就不可能获得让别人羡慕的声誉。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很不幸的是，今天的北大正在走向哈柏力图避免的那条危险道路。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遥远的掌声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让人神往。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