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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群落中，莫言、王安忆和余华是最有活力、也最善于追赶和适应潮流的作家。然而，在长期的追赶之后，莫言终于意识到了追赶行为本身的缺陷，他开始换一种思路来思考：能不能不追赶？能不能“守株待兔”？甚至连“兔”也不待了、单单享受“守株”本身的乐趣？
于是，“第二种声音”开始在莫言的创作中由一条“暗线”成为了一条“明线”。如果说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和《酒国》为代表的莫言前期的创作属于“第一种声音”的呐喊，那么《檀香刑》则是他试图发出“第二种声音”的初次尝试和探索。莫言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种变化的：“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的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术渐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艺术，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4莫言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作与当下的“时尚文学”拉开距离，他试图重新寻找并建立更为坚实牢靠的“小说的基础”，这就是“对民间文学的继承”。在当代作家中，很少人作出这样“向下”的选择，因此莫言名之曰“撤退”（当然，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他也骄傲地宣称：“再撤退得到位一些就变成了创新了。”5）
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撤退”，不如说这是一种“转向”。这种转向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端倪，近代形态的中国小说是在翻译和模仿西方近代作品的基础上兴起的。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陈独秀、胡适等领军人物都曾经相当一致地否定中国的古典小说，将其当作“封建糟粕”统统进行扫除。其实，与属于士大夫传统的诗词歌赋（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贵族文学”）不一样，中国的古典小说来自于一个更加博大深厚的民间文学的传统。长期以来，小说因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反倒能够自由汲取民间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否定古典小说也就是否定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这种否定是偏激和片面的。胡适和鲁迅等人在后来都调整和修正了他们的批评思路。他们在“五四”之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小说、戏剧乃至笔记野史中的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整理和研究。他们不仅写出了开一代风气的小说史、文学史著作，而且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这些沉睡的资源激活。
尽管在“五四”期间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成立了歌谣协会，开展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但它们被界定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与创作界分离开来。因此，二十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都是以西方为摹本。诸多“主义”和“流派”都是西方的翻版而已。即使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完全沿袭苏联老大哥的标准和导师们的经典论述，而与中国的“现实”（尤其是民间文化资源）无关。这不过是从一个老师的门下换到另一个老师的门下而已。像赵树理这样最写实的、最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作家，最后却被政权打入冷宫。这正说明了官方所倡导的“现实”依然是从西方泊来的“现实”而已。
到了八十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摒弃，也就是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习和模仿。它带来了“新时期文学”的自由和繁荣，也留下了“新时期文学”的虚弱和空洞。
在经历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八九十年代之后，莫言在新世纪开端的自觉的“转向”，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莫言的选择，可能为当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形式和路向。小说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当它向民间文化吸取新的资源的时候，也正是它恢复自身本来面目的时候：小说来自民间，也必将回归民间。我认为，在今天日益多元化的小说创作中，至少应当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形态的“小说”——它处于在现代社会既成的知识谱系之外，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命体验同步。虽然《檀香刑》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在这部小说中“民间”依然以某种暧昧的状态出现，但是，在我看来，莫言的努力应当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2）
二、酷刑与血腥何以成为美学？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檀香刑”是全书最核心的情节。
义和团领袖孙丙被捕以后，袁世凯为了讨好德国军官克罗德，召来大清第一刽子手赵甲，让他想出一个酷刑来惩罚孙丙。克罗德对袁世凯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果然，曾经斩杀戊戌六君子的刽子手赵甲想出了师父传下来的檀香刑，小说中借赵甲之口说：“奶奶的个克罗德，早就知道你们欧罗巴有木桩刑，那不过是用一根劈柴把人钉死而已。咱家要让你见识见识中国的刑罚，是多么精致讲究，光这个刑名就够你一听：檀——香——刑多么典雅，多么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这样的刑法你们欧罗巴怎么能想得出！”6
所谓“檀香刑”，就是先将犯人捆绑在高台上，用一根檀香木制作的木橛子，从犯人的肛门钉进去，然后慢慢往上钉，从脖子后边钻出来。实施这种刑罚需要极其复杂的准备工作，例如，“那木橛子削好后，要放在香油里煮起码一天一夜，这样才能保证钉时滑畅，钉进去不吸血。”仅此一项，就需要两百斤香油。
莫言在小说开始部分，对“檀香刑”保持着一个现代公民基本的价值立场。酷刑是“中国政治的精髓”，这一真相由一个外国侵略者说出来，莫言的反讽是冷静而深刻的。在酷刑的“精致讲究”上傲视西方，也正是百年来中国虚妄的“民族主义”的可笑可叹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东方文化”并非新儒家所描绘的那样“温柔敦厚”，这种以压抑人性来保持稳定的文明显然无法达到某些学者梦想的“拯救世界”的目的。
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莫言很快在语言的迷宫中迷失了自己。越写到后面，莫言越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醉鬼。语言的快感让他放弃了基本的价值判断。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莫言用数万字的篇幅来描述那血腥的行刑场面：随着木头橛子在孙丙的内脏和脊椎之间一寸一寸地深入，他的脖子似乎被拉长了很多。刽子手赵甲的儿子兼助手小甲——同时也是被处死者孙丙的女婿——这个有些痴呆的青年，亲身经历了这一人间地狱，“实在想象不出一个人大脖子还能这样子运动，像一根拉长了的皮绳儿，仿佛脑袋要脱离身体自己跑出去。然后，猛地缩回去，缩得看不到一点脖子，似乎头直接长在肩膀上”7。
木橛继续深入，孙丙的嚎叫再也止不住了，他的嚎叫把一切的声音都淹没了。终于，木头橛子的另一头从孙丙的肩头冒出来。刽子手原来的设计是想让檀木橛子从孙丙的嘴巴里钻出来，但考虑到他生来爱唱戏，嘴里钻出根木头橛子就唱不成了，所以就让橛子从他的肩膀上钻出来。
此后，孙丙被放置在高台上存活了五天。袁世凯下令必须让孙丙活五天。五天之后，是铁路的剪彩仪式。这五天里，孙丙满身脓血和蛆虫，由于内脏没有受伤，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由于他在不断流血，很容易提前死亡。于是，在刽子手的建议下，他又被灌入参汤以维持生命。
我不知道中国的史书中是否真正存在过“檀香刑”，我是不会低估老祖宗们的智慧的。然而，我查找了相关的书籍，却没有发现有“檀香刑”的条目，只有与之类似的“抽肠”——这一酷刑从春秋时代就诞生了，古语“苌弘化碧”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苌弘是周敬王的大夫，传说孔子曾经向他请教音乐方面的知识。他就是被以活生生地抽去肠子的方式处死，身体内流出的血变成了碧色。此后，这一刑罚又被后人加以发挥和改进——
朱元璋对付犯人的办法：把一条横木秆的中间绑上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钩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钩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往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
张献忠从朱元璋那里继承了这一绝活，只是更加简捷，也更加可怕。先用刀从人的肛门挖出大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