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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孙中山明显感到民心大变：5年前的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亲人都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在这10年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随着国内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出国留学盛极一时，与中国传统文人迥异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数骤增。他们深受新思潮影响激荡，成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
1905年4月，《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病逝狱中，这本有“号角一声惊梦醒”之誉的革命书籍又掀起思想狂潮；1905年12月，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自尽，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钟》、《猛回头》亦再引万人传颂，甚至被“奉为至宝”。另一方面，卢梭、伏尔泰、华盛顿等悉数被介绍进来，革命思潮，汹涌而来。
这个时期，记录孙中山坚忍不拔从事革命的书籍已相继出版，如《伦敦蒙难记》、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也在焦急地思索与寻找国家出路的有志之士当中引起震荡。有些年轻人读了孙中山的传记后，被深深感染并激励着，甚至有人“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许多官费派往海外的留学生也想借机“往西洋觅孙逸仙”，人心所向，孙中山已在民众心中确立了他的革命领袖地位。
当时，一些在英、法、德、比等国留学的学生也经常给他们仰慕的革命者孙中山写信，孙中山也萌发了去欧洲一见的想法，但苦于没有经费。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禹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欧洲留学生，对方立即凑足旅费，电汇孙中山，邀请他来欧洲大陆，孙中山顺利成行。
就在孙中山离开美国不久，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租雇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
但是，历史毕竟是前进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谁敢预言幸福命运和美好的未来竟不照顾这位素受尊重、穿着丝袍的学者；相反，却降落到最易受人轻视，穿着西装，把三民主义放在口袋里，无声无息地悄悄溜到欧洲的孙逸仙的身上呢？”
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孙中山在那里与留学生着重讨论了革命的方略和依靠的对象。朱和中等留学生根据自己在国内活动的体会，主张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即运动军、学两界为手段；孙中山
同盟的欧洲序曲（2）
则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应借会党力量为可靠。双方各执己见，辩论了三天三夜之久，最后达成谅解，“定为双方并进”。
讨论会结束，留学生盛筵招待孙中山。香槟酒数巡之后，大家根据孙中山提议，畅谈建国要义，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夜深了，孙中山提议成立革命团体，得到响应。孙中山于是亲拟一份誓词：
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孙文
由朱和中开始，依次亲笔立据。朱和中看到孙中山亲书的誓词，忍不住笑着说：“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今见誓词简老，书法遒劲，知康梁之见忌而思毁之也。”孙中山回答：“我亦读破万卷书也！”
宣誓完毕，孙中山把联络暗号告诉30多位加盟者：
问：君从何处来？
答：从南方来。
问：向何处去？
答：向北方去。
问：贵友为谁？
答：陆皓东、史坚如。
这也表明在孙中山的内心深处，一直铭记着那些最早付出生命的革命者。比利时留学生的革命团体一经成立，孙中山又到德国、法国去开展工作，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革命党人之声势为之一振”。
孙中山在法国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在巴黎，一天，孙中山午餐归来，忽然发觉皮包被割破，加盟者的誓书和重要文件被一窃而空。孙中山怀疑留学生全体背叛，又急又气，马上电告比、德加盟者，责问：“若有悔心，曷不明言？纵欲收回盟据，亦应好说，何须用此卑劣手段？”
比利时留学生马上派遣胡秉柯赴巴黎。当时孙中山已迁往别处，胡千方百计才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甚怒：“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这句话倒表明孙中山一直存在的对依赖知识分子发动革命的怀疑，而失窃事件使他刚刚建立起来的欲在知识分子当中发展革命力量的想法有所动摇。
胡秉柯耐心地向他解释：“比京全体同人得知这件事，即公推我前来向先生表明态度：比京全体同人中，无一人参与盗窃盟据的事，也无一人有后悔之心。”正在谈论间，孙中山收到了柏林加盟者的信件：“叛党只此四人，全体未叛。”
原来，因众意难违而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王相楚，三分钟热度过后，冷却下来一想，又心生悔意。两人匆匆跑到巴黎，与也是刚刚入盟的汤芗铭、向国华密商。受二王影响，汤、向二人也打了退堂鼓。他们决计由汤芗铭、向国华出面“邀请”孙中山外出午餐；王发科、王相楚则乘机潜入孙中山的房间，割破他的皮包，拿走了所有欧洲革命成员的盟据和一封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介绍信。两人如获至宝，马上呈交清驻法使馆，当作将“功”赎罪的明证。
有趣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没有忘却驻伦敦公使龚照瑗上次的教训。他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训斥了他们一顿，把介绍信的内容密电清廷以后，又派人把原件送还孙中山。
1905年4月中旬，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布鲁塞尔，经贺之才介绍，走访了第二国际。孙中山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会晤，提出了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孙中山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
筹备中国同盟会
20世纪初，一些国内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因反对清政府而流亡日本，日本便成了中国革命党人最集中的地方。尽管革命团体已经开始零零散散出现并小有规模，但各自宗旨不尽相同，又有地域性等弱点，所以孤悬海外、一盘散沙的几个革命小团体，无法成为领导全国反清革命的核心。兴中会主要活动于香港和海外华侨及部分会党之中，知识分子很少加入，且多数会员为广东籍，也难以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鉴于这一状况，孙中山主张建立新的大团体，以领导全国的反清革命。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借助留学生筹集的路费，自法国马赛登上“东京”号轮船东进。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几天后，他又立即赶到东京。当时，留日学生荟萃东京，革命热情高涨。黄兴、宋教仁两人更是朝气勃勃，劲头十足。
孙中山是由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结识的。对于其过程，宫崎后来有很详细的回忆：
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之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
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屋里，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孙中山与黄兴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却没怎么沾桌上的酒和饭菜，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
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会面。孙、黄两人在组织“革命大同盟”一事上取得基本共识后，7月28日，孙中山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会晤，孙中山重点强调了革命力量联合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方今两广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军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人遇到其间人才太少，无一稍可有为之人主持之……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像是百川归大海。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这样，由孙中山提议组织的统一革命团体，已不是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团体的平等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