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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孙中山在致民国军政府电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民国总统人选的态度：“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
后来很多学者认为，孙中山缺乏牢固掌握政权的意识，当初不该发这种同意黎或袁担任总统的电报。孙中山在电文后面也表示，不管选谁，“但求早固国基”，这正反映出孙中山超出一般政客的气魄和胸怀，这个思想也与他后来的“让位”举动一脉相承。
此后，孙中山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出处，曾一再表态。据1911年11月23日路透社披露的孙中山与康德黎谈话，孙中山称自己的志向“不急在做中国之总理大臣”，只要做这个官“有益于中国，亦所不辞”。在一次讲话中，孙中山还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
11月20日，当袁世凯在北京组成责任内阁时，孙中山又开始了他的法国之行。而他在法国受到的礼遇，较之于在英、美好得多。法国人对中国革命都表示同情，包括已卸任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法国外交部长毕恭得知孙中山希望与他见面时说：
我哪里有不见孙逸仙的道理？中国正处在今天这个状况，无论什么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孙逸仙的计划你怀疑有些空想吗？其实这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他已经有了一个政党，而这个政党是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的！
但是，孙中山同样未能从法国那里得到借款。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虽然宴请了孙中山，却直接而坦率地拒绝了孙中山的借款请求，理由是四国银行已达成一致协议，法国必须“严格地遵守中立”。考虑到其他国家情形与此差异不会太大，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不再滞留。
4天之后，孙中山告别欢送他的留学生，由法国马赛乘“丹佛”号轮船归国。他的故乡此刻正以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欢迎这位革命的精神领袖归来。
矛盾四起的革命队伍
孙中山从法国乘英轮，途经槟榔屿、新加坡返回祖国。一路上他的行踪一直被严格保密。
这时武昌起义已过了45天，15个省宣布光复，其他省也是人心所向，随时都可能发生革命，全国的形势极好。同盟会此时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彻底扫除清王朝的最后的余威，但遗憾的是，此刻，革命内部又出现了矛盾。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通电各省起义独立的军政府，提出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9日又通电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筹商组建临时政府之事。
11月11日，已经光复的江苏、浙江两省都督，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将代表大会放在上海召开。很快，山东、湖南等7地代表到达上海。
这样，就出现了武昌、上海两处都在筹备成立中央政权的情况，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夺筹备中央政府的主动权，一时相持不下。最后，上海同意去武昌开会，但仍坚持各省留一人在沪。
当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汉口之际，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口、汉阳，大炮架上龟山，湘鄂革命军退守武昌后，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率领所有精锐部队及军需供给，乘兵舰向东到南京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图收复。但他的意见遭到孙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武昌是革命最先起义的地方，有精神象征之意义，一举一动关系着全局，如果不战自退，那么各省也会动摇。孙武认为，凭借长江天堑，敌方很难轻易渡江。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赞成困守武昌，虽然大家仍推举黄兴做总司令，但意见不被采纳的黄兴乘船去了上海。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此举也使上海江浙的声势大涨。而汉口、汉阳的失守，则大大削弱了武汉革命中心的地位。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本来就对黎元洪在武汉筹组中央政府心存不满，所以在攻克南京后，12月4日，他们就以形势吃紧、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召集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会上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第二天又决议，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黄兴坚辞不受，认为组织政府，“非我所能担任者也”，最后只勉强答应作为权宜之计，在孙中山归国前暂任此职。
上海此举并未同武汉协商，黎元洪在12月8日立即做出反应：通电各省都督，指责其“情节甚为支离”，要求设法取消，“以免混淆耳目”。
12月12日，已宣布独立的14个省、39位代表先后到达南京，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定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15日，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局势又有了变化——从湖北赶到的浙江代表陈毅转达黎元洪的意见，要求暂缓选举总统。因为此时黎元洪已与前清重臣袁世凯派到武汉的和谈代表唐绍仪有所接洽，黎元洪认为大总统一席应虚位以待。经过一番反复，各省代表重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但黎元洪又不能来南京，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位。
从上面可以看出，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问题，这时已公开提到台面上来了。
黎元洪、汤化龙其实早就与袁世凯有联系。袁世凯曾接连3次致信黎元洪，让其“和平了结，不独不究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而黎则“望袁如帝天”，一意主和，并致信袁世凯，希望他能倒戈让清帝逊位。这种想法应该也不仅仅只是黎元洪才有——1911年11月9日，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一面谴责袁部火烧汉口，又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以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敦促袁世凯反正。
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当中，很多人都对袁世凯寄予期望。11月18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与宋教仁等，都倾向于“以大总统饵袁世凯而推翻清室”。整个上海包括革命党人都笼罩在妥协、拥袁的气氛中，当时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只要袁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就选他为大总统。
革命党人方面，由于原来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分裂，始终未能得到整合的机会，加之组织纪律松弛、涣散，亦很难有主导局面的统一意见。当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短期目标实现后，内部的分裂与不和再一次爆发出来。
而孙中山就在这个时刻回来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乘兵舰到香港迎接；4天后，在胡汉民、宫崎寅藏、池亨吉、荷马里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到达上海。
这天清晨，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布满了沪军都督府的卫队和军警，挤满了各国领事，中外记者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马路边，码头上到处飘扬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黄兴、宋教仁和沪军都督陈其美走上船。他们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
上午9点3刻，当穿着一套黑色西服的孙中山出现在海轮船舷旁时，欢迎的人群又一次轰动了。孙中山也高举着帽子，向久违的祖国人民致意。上海同盟会的同志们还为孙中山鸣放礼炮21响，以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也是孙中山经过15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第一次公开回到故土。黄兴、陈其美簇拥着孙中山，在欢呼声中登上码头。
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等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同盟会员在爱丽园宴请孙中山；当晚，孙中山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讨论时，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陈述总统制的多种弊端；而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会议争论很长时间也没有定论。最后张静江表态说：“好！除了孙先生，没有第二人能说这样的话的了。我们惟有遵照孙先生的意见行事。”黄兴也说：“我赞成孙先生的意见。”
12月29日上午，南京17省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前，浙江代表、大会主席汤尔和致词，他说这次选举是“中国4000年来历史别开生面”，代表们对此都报以热烈掌声。
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2/3的票数，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3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
对很多代表来说，直到选举前两天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传闻已久的孙中山本人。12月27日，孙中山接见各省代表，一位代表事后回忆说：当时感到惊异的是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可见，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一举征服了那些革命者。
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了孙中山。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物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代表会议立即做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兴高采烈，一片欢腾。“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
12月31日，参议院决议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前，唯恐铺张浪费，特别嘱咐沪军都督陈其美：“我们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
1912年1月1日上午11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到站欢送者有各团体代表及军队等数千人，专军在礼炮声响后徐徐启动。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站时，均有数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