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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给民权下的定义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在孙中山看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两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孙中山十分欣赏美国的三权分立立宪政体，但他自创了“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认为用“五权宪法”组织而成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机关，才会去替人民很好的做事”。而人民则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有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民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主义为最后目的，实行民生主义的手段，则是和平的。孙中山理解的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因此孙中山说民生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对“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根源上，认识更为深刻，并且提出中国革命防止出现欧美社会种种流弊的办法：“即防止少数人之垄断土地、资本二者而已”。民生问题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建设一个强盛的发达的中国，人人都有生活保障，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安居乐业，成为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孙中山的主义和理想。
孙中山看来，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品的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话是相通的。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这一时间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是对以往三民主义理论的系统总结和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它简明扼要，很自然地成为以后撰述和讲演三民主义的母本和大纲，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就任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并没有宣布如何处理由五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而曾遭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国民党，虽在袁死后又恢复了名誉，但并未恢复组织活动。1916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函国民党员，表示要恢复国民党。
1919年10月10日，即武昌起义8周年纪念日，正式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通告》及《中国国民党规约》，宣告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党名前加“中国”二字，以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孙中山也自然被推举为总理。国民党国外各支分部的英文名称一直不统一，孙中山后来还亲自规定了统一的英文译名“The Kuo Min Tang（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此后不久，国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被岑春煊、陆荣廷等人窃据的广州军政府，发生了桂系和滇系间的矛盾与斗争。1920年2月10日，驻粤桂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唐继尧、伍廷芳、林森等宣布脱离军政府，经香港转赴上海。国会中很多议员也因不满桂系而离粤赴沪，一时到达上海的国会议员多达300余人，发表共同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
6月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以“四总裁”名义，共同发表宣言，指责广州军政府私自与北京议和，牺牲护法主张，并声明将军政府及国会移往云南。不久，孙中山又派徐绍桢为两广讨贼军总司令，命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去福建漳州，敦促陈炯明誓师回粤，讨伐桂系。但陈炯明以“饷械不足”延缓出兵日期。
这时中国北方的情形是：直系首领冯国璋病死，皖系段祺瑞借机复出，直系头子曹锟又联合吴佩孚发动第一次直皖战争。北方皖系急盼闽粤军尽快回师广东驱逐桂系，于是派人与孙中山密谈，愿以接济50万元军费、600万发子弹为条件，助粤军回师。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后，兵分三路向粤东进军。10月29日攻占广州，桂系势力退守粤西一线，广东又重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手中。
11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不久，他与伍廷芳、唐继尧、宋庆龄等由上海回到广州，恢复了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流亡到各地的国会议员也纷纷回到广州。
此时，在北方打败了晥系段祺瑞的曹锟与吴佩孚，抬出徐世昌出任大总统，而徐世昌也以正式大总统自居，处理内政处交。孙中山认为，此时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
1921年4月2日，国会参众两院在广州联席召开非常会议，由居正等人联名提案，将总裁合议制改为总统制，取消军政府，组织正式政府。提案获得通过。依照参、众两院新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新的正式政府的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在通电全国的《就任大总统宣言》中，他说：
文既为致力于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
当日，20万广州居民举行了空前热烈的庆祝盛会，晚间举行提灯大会，以示祝贺。正式政府的总统府设在观音山（今越秀山）山腰的粤秀楼。孙中山其后又公布了政府人选，但被任命为财政总长的唐绍仪因不同意孙中山主张，并未就职。
建立了正式政府之后，孙中山立即写信劝徐世昌退位，以求全国统一。徐世昌则积极策划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围剿，他先以重金收买失去广东地盘不久的陆荣廷出兵，向广东进犯。孙中山遂发出“大总统令”，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军反击。陈炯明的军队与陆荣廷的属下在灵山决战，打了个大胜仗。粤军势如破竹，桂军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覆灭。
与陈炯明的分歧
平息了桂系军阀后，孙中山开始积极整军北伐。作为孙中山倚重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陈炯明却对“北伐”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各种正史与野史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在沉淀80多年后，我们再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许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些。
陈炯明是前清举人，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还曾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对孙中山改组的中华革命党明确表示不满，赌气带了一批人去南洋开办橡胶公司，从1914年到1917年，他与孙中山断了音信，1916年袁世凯暴亡，陈回国充任国会议员，但是张勋复辟的时候，又悄然消失。后来，他从南洋到上海，专门拜见孙中山并且表示自己的悔过之心，孙中山也就宽容待之。因为陈炯明有军事才能，所以孙中山南下护法的时候，想建立一支由党人领导的军队，他亲自与省长朱庆澜交涉，把20营警卫军交给了陈炯明统率援闽，当时众人对如何打仗一筹莫展，陈炯明表现得非常卖力，他到泉州、漳州集训军队，1920年，他领导的粤军驱逐了盘踞在广东的桂军，而他的力量也逐渐加强，军权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而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陈炯明则反对孙中山的意见，在他看来，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因现下时机未熟，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借口来打，是自树目标，使人攻击”。陈炯明认为广东基础尚未巩固，一有战事，实在危险；届时他期望的“地方自治”还是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但赞成孙中山意见、主张成立广东政府的还是主流派。1921年4月召开的非常国会上，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