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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集中的一个秘密考点，负责招收、接送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各省人。当时湖南也秘密选送了18名考生进沪赶考，毛泽东得知后嘱咐他们“以温习功课为重”。后来，这批湖南考生中有8人通过初试。
黄埔军校自1924年成立后，在广州共办了四期，学生总计近5000人。他们大都成了创建和壮大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有的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在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解放军将帅中，有不少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中元帅2人，大将3人，上将7人，中将9人，他们是：徐向前、林彪、陈赓、徐光达、罗瑞卿、陈明仁、陈奇涵、杨至成等。
黄埔军校从第五期随北伐军迁至武汉。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政变后，黄埔军校开始大肆清党，许多共产党人被驱赶、逮捕、屠杀。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到此终结。1928年3月黄埔军校迁至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曲折的北上之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开始，正当双方在榆林一带激战时，早就受孙中山“攻心战”影响的直系中冯玉祥部队突然从前线日夜兼程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上9点，冯玉祥率领的部队已经从古北口驻地来到了北京城外围，把守了各个城门，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等交通电讯机构，更是包围了总统府，把刚刚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囚禁在了北海的团城。发起政变的几个将领当晚就联名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停战，表示同“弄兵好战”者相周旋，24日，曹锟被迫免去吴佩孚的各种职位，改任青海屯垦督办。
10月25日，冯玉祥和发动政变的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还有秘密参加政变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老同盟会会员黄郛在北苑商议，决定把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胡、孙二人都是国民党党员，支持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而更重要的决定是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
随着冯玉祥领导的政变，直系军阀一蹶不振，曾经喧嚣一时的吴佩孚一直幻想着杀回北京讨伐冯玉祥，但是此时即使是与其关系良好的日本人也放弃了对他的支持。11月3日，奉军又进占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领残部从天津大沽入海南下，加上各路军阀纷纷趁机强占直系的地盘，11月初，事实上孙中山北伐的目标对象——曹锟和吴佩孚都已经不存在了。
接到电报的孙中山当即回电表示即日北上。对冯玉祥，事实上孙中山并不陌生，按照冯玉祥的回忆，他与国民党人早有来往，孙曾经托人将自己写的《建国大纲》赠与冯玉祥。早在政变前孙中山就对冯玉祥做过堪称细致的工作，冯玉祥曾经派人去广东，拜见孙中山，他早就将希望寄托于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他和苏联顾问谈话时也说，他十分景仰孙中山，是孙中山“朴实的追求者”。
1924年10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宋庆龄、汪精卫、李烈钧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14日，到香港转乘其他船往上海。17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到码头欢迎的群众有万余人。
但是北京的时局瞬息万变。在孙中山还在路上的时候，11月15日，为了阻止长江地区的直系势力北上，冯玉祥不得不与张作霖、卢永祥和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把段祺瑞推上了临时总执政的位置。本来由冯玉祥打开的新局面，变成了驱虎换狼的和局——冯本人也被排斥，他的国民军名义被陆军部撤销，不久，他又被调离北京，派到张家口当西北边防督办。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见到的将是段祺瑞而不是冯玉祥了。
对段祺瑞出任执政之既成事实，孙中山既表现出不计得失的大度，也满怀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无奈。虽然并不对北京政府抱很大的希望，但他还是依然决定北上。12月4日中午，孙中山一行乘船到天津。虽然法租界已经戒严，不许船靠岸，但是船还未到，已经有5万左右的群众在码头等候。
孙中山没有见到段祺瑞前，不得不先见在天津的张作霖，事先孙中山让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往访时间，出发前，随行的李烈钧提醒说，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上会项羽，有张良、樊哙随行，代为出谋划策，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道派哪些人随去恰当？”孙中山经过考虑，决定带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同行，当时张作霖住在天津海河北岸的曹家花园，他得知孙要拜访，立即传令部署，非常森严。
李烈钧的回忆录描写，孙中山一行到了张的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迎接，派遣张学良出来引领，到了会客厅，也没有立刻出来相见，而是等候许久，才出来，并且坐在上席，显示出盛气凌人之势，孙中山看见这样子，当然不高兴，宾主之间居然陷于短时间的沉默，一时局面很僵硬，经过一番沉闷和静寂，最后还是孙中山打破僵局，开口说：“昨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可喜可贺了。”
会谈中，老奸巨滑的张作霖对孙中山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由其做中介与各国公使修好，另一方面公然地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人，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
由于劳累和受寒，自张作霖处返回，孙中山便感身体不适，发冷发热，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尽早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在天津休养。此后，孙中山“虽然病卧在床，接见重要同志及宾客，仍是每日不断”。然而，皖、奉军阀的所作所为，加重了孙中山的病情。
1924年12月7日，段祺瑞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然宣称：“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翌日，又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2月18日，段祺瑞派遣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孙中山，在病榻上的孙中山闻知此事，极为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也许是怒火攻心，当天孙中山的病情就加重了，经诊断，肝脏上有显著肿痛，体温接近正常，但脉搏跳得很快。
尽管失望日甚一日，但是在孙中山书面回答天津民众的信件中，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坚定，“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也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13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自由平等，然而我们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给诸国了，以至于我们仍处于次殖民地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
生命的最后时刻（1）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1时，病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由天津入京，遵冯玉祥之嘱迎接孙中山进京的鹿钟麟回忆，当天天气并不好，“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乌云压得低低的”。但前门东车站一带已有数不清的学生和民众已经在那里聚集了，人人手中拿着小旗帜，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见到孙中山前，鹿钟麟“极度兴奋”，心想总算能见到景仰多年的伟大领袖了，但是他走进车厢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伺在他周围，从孙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病中的孙中山枕边都是书，手上也拿着书在看，见到鹿钟麟，很吃力地将书放下，和他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
孙中山住进北京饭店，就开始请医生诊断。1月5日，经协和医院德、美7位医师会诊，决定以药针治疗。但经过半月诊治，病情仍毫无起色。1月2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体温升降失常，脉搏加快。23日，德国医生克礼建议外科手术治疗，但念及孙中山体力不支，众人又迟疑不决。后决定由协和医院法国医师注射药针，共注射11次，体温脉搏恢复原状。但自此以后，不能进食，进则呕吐。
在孙中山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派儿子段宏业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表示自己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要几十天后才能与段会面。事实上段在暗地里已经开始展开了与孙的周旋斗争，一直操纵着善后会议。孙中山虽然明白，但是表面上还要与段应酬。因为各方前来拜访的人极其多，他为了减少精力消耗，把自己的人分成几组，汪精卫和于右任等人接待军政两界，于树德等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接待中外新闻记者，这样他才能安心静养。
经夫人宋庆龄劝说，1月26日，孙中山同意入协和医院施行外科手术。当天下午，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为孙中山主刀。当医生在孙中山右部腰侧割开后，“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所患为肝疾绝症，无法割治”。手术只用了25分钟就进行了缝合。医生们认为，仅凭肉眼便可确定孙中山患了肝癌。活检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
1月30日，手术伤口拆线后，孙中山感觉良好。2月初，医生向孙中山如实汇报了诊断结果，他听后“安静而勇敢，决计与病魔抵抗，继续接受镭治”。当时有种用镭锭治疗癌症的实验，但是疗效甚微，从2月开始，孙中山隔日用其治疗，当时的医学试验证明，用镭锭治疗，50小时没效果，那就是无药可治了。到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