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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备工作都取得了进展，得到了演练，成为一项复杂计划的一部分，包括抢占某友好国家的机场，并从那儿开始营救行动。然而，在开始之前，狄克·斯科尔特斯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来证实情报的准确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谨慎、讲究实际的人。他不仅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去证实，他还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起去。这件事没有发生。中央情报局派出了自己的人（都不是美国人）进入老挝。虽然他们带回了几百张照片，可是没有一张能表明上面可能有美国人。斯科尔特斯坚持要派自己的人去现场侦察，可是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这个任务最终也就落了空。
即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像以往一样，这次训练非常有用，而且为完成这次使命专门研究出来的战术、技术以及装备在将来仍然有用。
后来，到1985年10月，挪威政府想了解美国有没有专门的力量把在公海上的大型豪华游轮“截获下来”，因为他们比较担心初露苗头的恐怖主义威胁，担心这可能对他们的游轮业造成伤害。为了得到证明，他们提供了“挪威公主”号游轮作为美国人的训练辅助设施。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专业特长表明，他们知道如何漂亮地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是在茫茫黑夜中。
1983年10月25日，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参加了入侵格林纳达的“紧急狂暴行动”，配合大西洋司令部所属的一支规模比他们大的部队协同作战。这次行动的总目标有三个：营救在首都圣乔治郊外的格林纳达医学院学习的美国留学生；营救由古巴支持的左翼政权软禁的前总督；防止格林纳达岛被古巴或苏联的军方使用。这项使命包括占领整个格林纳达岛。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太好。
虽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受命参加了“紧急狂暴行动”，但是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他们来不及制定计划，进行准备和适当的训练。情报方面的失误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正如狄克·斯科尔特斯在回忆中所说：“在H时（攻击时间）即将开始之前，改变指挥和控制，改变任务的日程，使得我们在岛上的处境近乎于一场大灾难。
“一开始，12号（星期四）那天，本来的计划是由我们单独采取行动。星期五那天，大西洋司令部受命负责指挥，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协同。可是，到了星期六，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贝鲁特的军营遭到炸弹袭击，这对海军陆战队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导致再次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指挥简令会上，海军陆战队司令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如果不让海军陆战队参加攻击格林纳达岛的行动，部队的士气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离总攻开始不到48小时的时候，海军陆战队也介入了‘紧急狂暴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任命一位全新的总指挥官：梅特卡夫海军上将。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任务的变化也来得非常之快
“星期一，在宣布梅特卡夫海军上将就任的简令会上，到会的国务院代表说，最重要的是，攻击一开始就要夺取里士满山监狱——不过国务院的人不能告诉我们监狱关的是什么人，我们要营救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说那些监狱的看守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对他们说，‘这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我们不知道营救的是谁，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将把它作为后续目标。’他们仍然坚持，所以我要求把行动推迟24至48小时，以便使我们有时间收集更准确的情报。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同意。（我们一直建议把行动时间定在02时00分，可是也没有被采纳。所有的人都将在白天而不是黑夜实施登陆。）这一来，我们就对我们一支主要攻击部队的使命作了重大调整——在没有充分情报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更换在波普空军基地已经装上C5黑鹰运输直升机上的东西——在仅有的那点时间里，这样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同意我们提出的02时00分开始行动或者推迟24至48小时的要求。国务院和中情局制订了一个夺取该岛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一支七国支援部队配合行动。这支部队将在开始行动后3小时登岛，然后接受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指挥。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接到命令9天之前，这些国家就知道行动时间定在25日（星期二）05时00分。这种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此外，还有情报的混乱。
“例如，情报部门告诉我们，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全都在该校的特鲁布鲁校园区——那里也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他们不在那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在2英里之外，在该岛另一侧的格兰德安斯。更重要的是，就在我们开始制定计划的前2天，该校校长曾经造访过国务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他我们的学生在哪里。
“再举个例子：情报部门说该岛只有2门40毫米高炮。实际情况是，在机场的敌人有大约6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在弗里德里克要塞，还有2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可以监视直升机飞向里士满山监狱的通道。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空中支援。如果没有AC130武装直升机，整个任务失败的可能就更大。这时候，梅特卡夫海军上将竟然厚着脸皮警告我说，我们不可能得到空中支援的密切配合。我告诉他我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想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懂。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启动了分配给我们的这项使命，也算是勉为其难了，因为这次艰巨任务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加上没有经验的指挥，任务的变化，面对有相当防卫能力的目标于白天采取这种复杂行动的危险性，几乎没有情报或没有精确的情报，以及也没有适当的常规部队指挥官的支持。”
海军海豹突击队所执行的一次任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很能说明斯科尔特斯少将所说的那些问题。海豹突击队计划于拂晓时分空投一支配备小船的侦察分队——被称之为夜间船降——观察并报告萨利纳斯机场的活动，准备突击占领并巩固机场。可是，这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以前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夜间船降训练，受命参加这次行动的两架C130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作业，这次降落也没有在拂晓时分，而是在夜间一次没有预报突然而至的暴风中进行的。海浪比预期的要大得多；一架飞机上的海豹突击队员被降落在离开其他人2英里的地方；最后，4名海豹突击队员溺水身亡。他们的尸体一直也没找到。
分配给海豹突击队的另外两个目标是大约７英里之外的总督府和电台。虽然这两支海豹突击小分队都受过夜战的训练，能利用茫茫夜色，可是现在却被用于白天作战。那支负责保卫总督府的小分队还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要带上国务院一个三人无线电小组。这个小组携带着一台手提式广播无线电，以便让总督对全国发表讲话，说明他很安全而且仍然在控制局势。
海豹突击队员着陆之后，本来应当保证电台的安全，结果却和武装警卫部队发生猛烈交火。由于人数太少，武器也不足，他们的队长和一名队员受伤，小分队被迫撤回到海滩，最后在夜色中被接走。
夺取总督府的小分队表现较好，但他们的行动也还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直升机接近总督府的时候，找不到地方降落。这也是情报准备不充分的结果。那里地形陡峭，而且有很多大树。这就意味着突击部队不得不从一条75英尺长的绳子上滑下去，以便到地面后清理出一片降落场地，好让那架运送国务院无线电小组的直升机降落。
那架直升飞机在围绕总督府上方盘旋时，遭到附近山头高炮火力的猛烈袭击。直升机数次被弹片击中，驾驶员身负重伤，可是他表现非常出色，使得直升机免遭坠毁的厄运（后来他还把飞机飞回这次行动的旗舰“关岛”号上，因为那艘舰艇上有医院设施）。
与此同时，海豹突击队员控制了总督府，找到了总督和他的妻子，发现他们精神状态良好。突然有3辆装甲运兵车出现在官邸大门口，突击队员们立即请求一架AC…130武装直升机前来支援，很快就控制了局势。那几辆装甲运兵车刚调转炮塔指向总统府，就被武装直升机统统消灭了。
从突击队员们的装备来看，他们干得很出色。但是也有失败之处。
“紧急狂暴行动”展开的过程中，卡尔·斯廷纳在贝鲁特。即便如此，他也能够从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杰克·维西将军之间的卫星无线电通话中了解到战斗的情况。斯廷纳之所以能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直接通话，是因为对方把自己的私人信道频率给了他，不过这也使他能够听到来自“紧急狂暴行动”的所有报告。
在布拉格堡的时候，斯廷纳与斯科尔特斯既是朋友也是邻居。1983年8月被派往黎巴嫩之前，斯廷纳一直是第82空降师主管作战的副师长。收听卫星通话中的报告使他很丧气。“我真的能体会到狄克·斯科尔特斯的心情，”他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事件
在此后的十个月中，狄克·斯科尔特斯日以继夜地工作，为的是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他还研究了如何尽最大努力培育出最强的战斗力，以适应反恐和其他突发事件的特殊使命的要求。1984年8月，斯廷纳担任了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从狄克·斯科尔特斯手中接过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联合指挥部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特种部队。
斯廷纳的任务“是把它建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