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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之后，劫机者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希腊政府释放他们的同伙、一天前在雅典机场被逮捕的阿里·阿特瓦。劫机者们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释放，他们就会杀掉机上的希腊乘客。如果把他释放，机上的希腊乘客将被释放。希腊人作出了让步。那天下午，一架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带着阿里·阿特瓦离开雅典飞往阿尔及利亚。
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利用释放阿特瓦的机会，也让恐怖分子作出了几项让步，同意释放除了美国男子和机组人员之外的所有乘客。迈克尔·纽林说，阿尔及利亚人的谈判非常出色。“他们绝对了不起，”他说道。“他们让恐怖分子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斯廷纳看来，恐怖分子并没有明显的“付出”，因为恐怖分子一直处于控制地位——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纽林后来回忆说，星期天上午他离开机场的时候，他深信阿尔及利亚人和国际红十字会将在不出现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危机。他是带着这个信念进入梦乡的。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使馆官员把他叫醒：劫机者再次要求补充燃料。
这时候，纽林打电话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秘书长（阿尔及利亚行政首长的首席行政长官），说明了美国人的立场：“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飞机起飞，即使这意味着要打掉飞机的轮胎。”
很快，那名使馆官员就向纽林汇报说，那架TWA847航班即将起飞。纽林再次拨通了秘书长的电话。
“我们不得不放他们走，”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对他说。“劫机者威胁要炸掉飞机。”后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提出另一个借口：“毫无疑问，劫机者们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出发的消息。”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样的说法是毫无诚意的。无论劫机者是否听到这样的报道（事实上，大部分报道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发生营救行动。他们不需要新闻报道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地面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方面对营救行动的同意，即使得到他们的同意，形势也已经变得非常不利、非常复杂。现在的情况与847航班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已大不一样，恐怖分子显然已经控制了飞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贝鲁特还卸下了总共31名人质，其中至少有19名被分布在贝鲁特迷宫似的南郊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当中。现在已经无法一次性地营救所有人质。
上午8时刚过，在阿尔及利亚停留了25个小时的TWA847航班再度起飞。一个小时之后，戴维·朗和5名紧急支援小组的成员乘一架阿尔及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马赛，可是已经太晚，已经无法影响TWA847航班劫机事件的结果了。因为它已经永远离开了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那架847航班再度飞向贝鲁特。当恐怖分子在策划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机长特斯特拉克在仔细地听着。他们企图再次回到贝鲁特去补充燃油，然后（他认为是）前往德黑兰。这显然不是特斯特拉克想去的地方。他觉得，这一次他们在贝鲁特降落之后，他一定要想办法不让他们再次起飞。特斯特拉克和飞行技师齐默尔曼制定出他们的计划。飞机在贝鲁特着陆之后，齐默尔曼关闭了油路阀门，同时关闭了通向一个发动机的电源。仪表板上的指示灯发疯似的开始闪亮。
“TWA847航班已经不能再飞了，”特斯特拉克对穆格尼亚抱怨说。“除非从美国弄一台新发动机来。”
现在是贝鲁特时间星期天的下午，华盛顿时间则是星期天上午。
这时候，卡尔·斯廷纳得出的结论是，那两架战爪运输机和那架波音727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之后，他解除了它们的任务。接着他让部队其他成员登上飞机，直飞塞浦路斯。后来，戴维·朗和他的紧急支援小组也到那里与他会合。斯廷纳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一场营救行动——他仍然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自己出现。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鲁特是一块硬骨头，比阿尔及利亚难啃得多。飞机上还有30名乘客。至少现在还知道他们在哪里，可是早先被带下飞机的那19个人就不知去向了。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装民兵现在把他们分别扣押在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在地下室里）。
他们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了。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在那些日子里，在贝鲁特很难得到比较可靠的情报：例如，美国的国家卫星系统无法截获民兵的通信联络，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手持式低频无线电对讲机或者靠通讯员传递信息。更糟糕的是，最近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遭到绑架和折磨，美国的情报网络惨遭破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假定他已经供出了情报网络，其中的特工已经被“压制”。
斯廷纳一到塞浦路斯，就打电话给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请他介绍最新情况，并问他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能提供什么帮助。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但他们相互非常了解，因为在1983年和1984年初，他们都在战火纷飞的贝鲁特。他们所处的地区曾遭到过多次炮击，他们和现在扣押了至少19名TWA847航班人质的派系领导人曾有过多次会晤。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尊重。
“我想让你做的，”巴塞洛缪说，“是带着你手下两个人和紧急营救小组的两个人飞到我这儿来。你一到贝鲁特，我们就将确定最后的行动方案。然后你可以回到塞浦路斯开始行动。”
斯廷纳立即带上“皮特”中校、紧急营救小组的两名重要成员（一名来自国务院，另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及一台卫星通信无线电机器操作人员登上一架直升飞机飞往贝鲁特。就在他们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飞机停机坪降落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那架TWA847航班。
巴塞洛缪的首要任务是监视847航班的动向，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斯廷纳告诉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给你派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斯廷纳从塞浦路斯带过来的其他人，包括卫星通信和操作人员，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贝鲁特，保证了联系不中断。
斯廷纳派给巴塞洛缪大使的监视分队有四个人随身携带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长距离监控器材。他们到达贝鲁特一小时之后，他就让他们把设备架设到一座可以俯瞰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小山坡上的房子里。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组成了有关TWA847航班情报的惟一来源。当天夜晚，阿马尔民兵让其余人质和机组人员也下了飞机，把他们分散到贝鲁特的南郊。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些人质的去向。
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叙利亚、伊朗以及各派领导人的谈判了（华盛顿方面也主动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对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似乎没有起多少作用）。最后，哈菲兹·阿萨德取得了成功，人质被释放，被送到大马士革，并在那儿把他们交给了美国大使。
这是阿萨德的胜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这对斯廷纳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则是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红十字会的车辆从贝鲁特出发，把人质送往大马士革，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我们有能力进行一次营救行动，而且本来可能是项轻而易举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办成，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有三个因素一直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
第一，我们需要有和我们保持同样战备水平的专用飞机。
第二，我们一知道劫机的消息之后，就应当立即出动。
第三，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政府把那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扣在地面……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营救行动。
我们飞回本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于是决定在即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作简要汇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楼作了简要汇报。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络，这些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结论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诸位，这件事情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失败，特别是从政治上来看，后果是灾难性的，就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我们应当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们更了解华盛顿对决策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特种部队出动并到达行动地点所需的时间——他们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运作的。结果，我们总是在追踪自己的尾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将永远如此。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样的使命以适当的优先权——也就是具有专用的空运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执行这样的使命，以免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像我这样级别的人说这些话，分量是够重的了，但我觉得我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特种部队的人。
我还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