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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处于待命状态，”斯廷纳告诉他。“也许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给五角大楼打个电话，请他们让空运我们的飞机快点来。”
空运飞机到达时已是午夜时分。此前12至14个小时，斯廷纳就在盼望飞机了。在登机过程中，飞机的舱门上都加装了专用天线，用于航行途中飞机之间的通话以及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指挥官之间的通话。飞机的内部很快就设立了为作战计划而准备的工作台以及通信指挥台。
在斯廷纳的飞机上，除了参与指挥、作战、情报以及空运之类的上校、中校和少校等作战参谋人员外，还有空军的作战控制和通讯人员，大约20名操作手、射击手以及医疗手术设备（在尾部舱门附近架设了一张手术台）。特遣部队首席军医达雷尔·波尔少校从世界各地采购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并集中了一批外科手术专家，必要时他们可以在飞机尾部那张手术台上进行急诊手术。
10月8日凌晨大约1时整，飞机开始飞向斯戈尼拉。由于当时仍然没有发现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斯廷纳计划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留下一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和两架小鸟武装直升飞机。这是一个预防措施，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后来他们确实发挥了作用。
接着，他打算继续快速向塞浦路斯的一个空军基地运动。该基地处于地中海东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使用直升飞机就可以到达大多数潜在目标。
特遣部队比较熟悉这个基地，因为他们以前来过好几次。但使用这个基地是有条件的。因为苏联的间谍卫星从它上方飞过。特种部队的飞机必须在夜间降落，把从飞机上卸下的所有设备放进机库。运输机要在天亮之前离开。他们将分散到这一地区的其他基地，但又不能离得太远，这样一旦有情况，它们就能迅速作出反应。
在飞越大西洋的航行途中，斯廷纳花了一些时间整理新的情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初显端倪：有4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有97名不同国籍的乘客（其中有些是美国公民），有344名船员。船的位置仍然不清楚。自从劫持之后，它就立即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并向北行驶。据推测它目前的位置在地中海东部的某个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计划已经到位，只要有更多的信息，就可以修订计划。着陆之后，他的部队将把计划付诸实施，可是眼下却平静得出奇。
斯廷纳感到飞机在颤动，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使他处于目前境地的原因。他回想起以前受过的训练和完成过的任务，回想起他曾经到过的非常炎热、极其荒凉的地方。他想到了他的一些前任——是他们创造了他目前正在介入的这种形式的战争。
突击队袭击、深入敌后侦察、破坏、游击小分队——只要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这些现象都会存在。但是，在二战之前，官方并不认可现在被人们称为“非常规战争”的东西，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军人所从事的正当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写出了关于特种战争的书……
第二部分：先驱者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1944年8月11日02时00分，法国中部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中央高原卢瓦尔省以南的科雷兹行政区上空，一架英国斯特林轰炸机在低空飞行。它是3小时之前从英国的一个基地起飞的，正加入由斯特林和哈利法克斯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向德国飞去。这架飞机在法国上空做了一个假动作，然后脱离机群，掉头向西飞向英国方向，并不断降低高度。当它下降到一定高度，进入德国雷达的盲区之后，又转了个弯，随后便向东南方向飞去。
这架斯特林飞机上没有装载炸弹。在它那狭窄的机身里，有一支由10人组成的法国空军特勤队（SAS）侦察小分队、准备空投的物资以及战略情报局①一个代号为“詹姆斯小分队”的三人别动队。空军特勤队侦察小分队由一位姓沃捷的上尉指挥。詹姆斯小分队的成员是美军中尉杰克·辛格劳布、美国技术军士托尼·邓诺以及化名多米尼克·莱布的法国陆军中尉。
詹姆斯小分队队长辛格劳布是加利福尼亚人，是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第515空降步兵团调到战略情报局的。（在一只脚的踝骨骨折之后，他还想做一些有用的事，因而接受了专门培训，成了一名爆破专家。）
邓诺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身材很像歌手西纳特拉，精力十分充沛，喜欢夜间跳伞潜入敌国的行动。他是个无线电员，也是个神枪手。
那个法国中尉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贵族，真名叫雅克·列贝尔·德彭杰利。法国抵抗运动军官往往都是隐姓埋名的，因为纳粹经常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雅克（多米尼克）是小分队不可缺少的成员。他的法语肯定比美国人流利。更重要的是，对法国复杂的政治情况的了解，他比辛格劳布深入得多。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各派都希望在战后领导这个国家——这个运动的右翼是保皇党人，左翼是共产党人，中间是戴高乐将军的追随者。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其他派别都没有把这些分歧带进与纳粹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想把纳粹赶出法国，但是他们对战后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同样也很感兴趣。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都予以合作。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
辛格劳布背着降落伞，靠在斯特林飞机的舱壁上。多米尼克和邓诺也弯腰坐在他身边，不过他们都没有说话。飞机发动机以及螺旋桨转动的轰鸣声使他们无法谈话。他们都穿着英军的迷彩服，戴着伞兵头盔。辛格劳布的胸前挂着一个法国小风笛的口袋，里面装着密码本和10万法郎。他的腿袋腿袋是英国伞兵的发明，袋子里放弹药、电台、机枪支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空降时，这些东西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绑在伞兵腿上。快着地时，伞兵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先行着地。里放的是身上带不了的枪弹和手雷。他有一支西班牙造的9毫米骆马手枪。之所以选用这种枪，是因为在被占领的欧洲9毫米的子弹比较容易得到。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发生变化，飞机在减速。
在长方形的后舱门——跳伞舱门，亦称大兵洞——附近，是经过严格高难度训练的空军特勤队。很快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舱门跳了出去。一名机组成员把物资包推出飞机。
接下来跳的是詹姆斯小分队。
他们朝那个黑洞洞的、风声呼啸的后舱门走去。
“还有3分钟左右，”皇家空军一名跳伞长对着辛格劳布的耳边大声说。
他们把张伞索钩在钢缆上，相互检查缆索环上的夹子是否有问题，同时再次自我检查了一番。辛格劳布从舱门向下看去，只能模模糊糊看出黑压压的树林和色调较浅的田野，看不见任何灯光，但能看见几条道路。
3颗橙色信号弹照亮了下面的夜空，那是抵抗运动伞降场地的信号。辛格劳布知道，与此同时，一名抵抗组织的地面控制人员正在向飞行员发出预先规定的闪光代码信号。如果代码字母正确，他们将屏住气从舱门跳下去。
“走！”跳伞长在辛格劳布的头盔上拍了一下，大声喊道。年轻的中尉纵身跳进黑暗的夜空，在离地面800英尺的地方，他把脚踝和膝盖并拢，双手紧贴毛料裤子。他在黑暗中向下坠落，随着他所熟悉的呼啦声，他的降落伞打开了。（美国的降落伞有所不同，是在张伞索绷紧的一刹那将伞打开的，但那样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英国的降落伞要等绳子绷紧之后才会打开，这是比较安全的开伞系统。不过，美国的伞兵胸前有一个备用伞，而英国人则没有。如果他们的降落伞出了毛病，那就全完了。）
辛格劳布抬头看了看自己的降落伞，看见他的上面还有两个伞——是多米尼克和邓诺。在他们后面还有四个小伞——那是他们的物资。
为了这一时刻，他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个早晨，在华盛顿特区军需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是响应号召去的——他们需要会说外语的志愿者（他的法语说得不错），需要愿意到敌后执行危险任务的人。
发出这一个号召的是战略情报局。辛格劳布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从事海外秘密情报和破坏活动的，它的负责人是那个传奇式的将军“野蛮的”比尔·多诺万。这很合辛格劳布的心意。
那场面试让他难以忍受。不过，他们觉得他也许符合战略情报局的要求，于是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总部的停车场集合，然后乘车前往国会乡村俱乐部。这个名字并非别出心裁。从前，国会议员确实常去那儿饮酒、打高尔夫，但战争使它成了战略情报局的训练营地。不过它仍然保留了国会式的豪华：水晶吊灯、真皮座椅、镶着贵重框架的油画、上乘的瓷器。
第二部分：先驱者世界上顶尖的教官
实际上，在国会乡村俱乐部进行训练，似乎与战略情报局的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很不协调。多诺万原本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具有贵族血统，和当时比较有名的常春藤联合会（美国东部八所名牌大学的联合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挑选他来组建新情报机构的，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俱乐部里组建起他的战略情报局，也就很自然了。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来自名牌院校毕业生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他们也像杰克·辛格劳布一样，在这个10月的早晨来到这里。然而他看到的不仅是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在场的还有像他这样给人以刚毅感觉的空降兵中尉，他们也像他一样来自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