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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
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和在那里的洛甫、彭德怀、任
弼时、杨尚昆、左权一起开会。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
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
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位。会
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
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订。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三原会议的决定告诉杨
虎城和少壮派。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阻止住少壮派的幼稚举动，一场亲痛仇快的悲剧还是
猝然发生了。
正是：
未到对外抵抗日，
却是后院起火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部） 第十回
长安城里峰回路转 西子湖畔柳暗花明
话说1月19日，在少壮派的提议下，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切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
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
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40多
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仍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无法说服群情激愤的少壮派。
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代他统率东
北军的。31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园和周恩来5人在王以哲家中召
开最高级会议，决定是战是和。室外，少壮派实力人物旁听。于学忠、何柱国、王
以哲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将是不利的，主张和平解决。杨
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
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最后让周恩来表态，他说：
“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
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
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
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会议的结果，大大出乎少壮派意料之外：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
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准备签字。少壮派极为恼火，认为这是王
以哲、何往国破坏的结果。
2月1日晚，他们在孙铭九家秘密聚会，决定除掉王、何等人，堵塞和谈之路。
当夜，街上便贴出“除奸”的标语，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
然下手，由卫士营一帮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于学忠、董
英斌等因事先避人新城杨虎城公馆得免予难。
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
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于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
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
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
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他们
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这时，西安城内弥漫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
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面对
险情，周恩来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刻带着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
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是最
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
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
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要
杀孙铭九等人祭灵。眼看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要上演，’和平解决事变的成果即
将毁于一旦。
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共产党人刘澜波到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报仇并进兵西安
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劝他偃旗息鼓。同时，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
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便冒
着袒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到红军驻地云阳，而后转
赴天津。这样即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不致再肇生事端，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
失去了目标，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然而“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是难以完全弥补的。少壮派那种不顾大局
的鲁莽行动，把原有的裂痕完全撕开了，从而严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
决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地位。“二二事件”以
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濒于分裂。渭南前线的部队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
军让出进人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级将领在南京方面的政治攻势下进一步发生分化。
军长缀徽流等纷纷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南京方面乘矾施加压力，提出一项更
不利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善后办法。
2月8日，中央军一个师和平开入西安。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成立“西安行营”。
至此，西安事变落下了帐幕。同时，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开始了。
东北军、十七路军依照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的同时，陕南的红军也开始向陕北
撤退。这时候，国共双方重开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2月4日，毛泽东首先旧事重提，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延安商决双方合作
各种问题。张冲字淮南，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颇受蒋介石和陈氏兄弟器重。
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
州见他。
毛泽东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单纯从军事上看，眼下的情况
比西安事变前更糟。中央军进驻西安一线，一旦蒋介石下令“剿共”，后果不堪设
想。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在河西走廊进退维谷，濒临绝境，这不能不使毛泽东
忧心如焚。而蒋介石呢？险些使他丧命的西安事变如同劈头一棒。给他一顿严厉的
教训，使他不得不承认，“剿共”实在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共产党问题总是他
的一块心病，总是要解决的，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谈一谈吧。
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改变了主意，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先和周思来谈出大
概，尔后去见他。蒋在给顾的电报中说：“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
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
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同意此点，则其他易商量。”
2月9日开始，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
民党代表是顾祝同、张冲、贺衷寒。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经过毛
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
当此国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
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
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
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
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
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圃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
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
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
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不难看出，中共中央
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这里已经嗅不出多少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气息。但是，
这是审时度势后的必然选择。本党的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服从全民族的
最高利益。毛泽东当时就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
降，左派伯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
御侮决心的。”
据此，周恩来与顾祝同继续谈判，并陈述了中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12日，
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关于红军的编制，周恩来明确要求：红军拟编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
刘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