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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新华日报》随即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
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
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过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
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路作让步，以
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径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
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
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显然，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了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策
略。比如，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
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但
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
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当天，毛泽东等了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
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过与征求
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中监委此举，也许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然而不管是否报告过
蒋介石，都显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无电报往来，又未找就住在武汉的中共代
表团协商，只顾单方面匆匆宣布，岂不是自讨没趣、陷于被动吗？客观上，毛泽东
等人的声明无疑使国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监委被迫发表
声明撤销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遇到了一个转为顾境
的历史性机会。
王稼样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正在苏联治伤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
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促成毛泽东
走上决策岗位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什原昧地端过去。
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
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使共产国际对中
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五一”节之后，王稼样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他准备夏季动
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季米特洛夫
的主持下，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决定将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
内，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目前仍然
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锡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
重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
书籍，动身回国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对一向言必称国际
的王明来说，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就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
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泽东。
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
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中共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
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
想，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提出要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自居，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该由他主持党中央全
会。
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
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议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
法叫他立即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
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
给武汉发去。
王明无可奈何，不得不收拾行装。8月28日，他和周思来、博古等同返延安，准
备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会
议第一天，即由王稼样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
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
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
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
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的传达，表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从根本上
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王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脸色极
为难看。
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
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
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报告还是王明作的，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27日，政治局会
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
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和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9月29日至l1月6日在延
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55人，是“六大
”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
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程。这时，传
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绘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
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匆忙作了发言之后，就离开会议，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
往武汉去了。
毛泽东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成为全会及会后在全党统一思想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会谈作结论时，专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
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
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
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
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
全不应该的。”
尽管如此，在基本分清是非之后，毛泽东对王明本人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他说：
王明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
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
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
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
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
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对王明问
题的总清算是在几年之后的延安整风时。
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党的团结，并讲了对干部问题的处理，提出对处理错了
的“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
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
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
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
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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