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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我去四川，某日在成都街上，忽听到十分悦耳的川戏，不是那种简单的茶馆清唱，走近探头一望，原来茶馆里放着录音机，从茶客品茶间眯眼听川戏看，表情是十分满意的，真可谓茶馆现代化的先进经验。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说老不老说小不小
今年虽已七十六岁，但在许多文艺前辈面前，写什么文化老人话老年之类的文章是很难为情的。有时，我也被人误称为老前辈，十分尴尬，只好自称小前辈。“文革”时期，在干校我和几位比我年长的老艺术家都属“中央专案”，劳动强制自不能免，他们比我大几岁，因而劳动上的重活如扛麦种包、水泥包，养猪等，全都落在我身上，我也未沾到“老”的光。所以我只好算“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之一类。
但老还是暗暗地来了。三年前，家里妻儿老小就不许我骑车上街，我虽有六十年车龄，但她们说“你不撞他，他要撞你”，在大街上飞驰的乐趣失掉了；我从前喜欢喝酒，黄酒可饮三斤，虽不敢称海量，但敢与傅抱石对酌，最喜微醺时的境界，现在每晚一两低度酒，中外不拘。茅台酒置于前而不饮，自诩“坐怀不乱”。过去，晚上不是看书就是作画，现在晚上如“架上的公鸡”，好电视又不多，每晚十时上床已成规律；从前，好和人扯谈开玩笑，现在感到时间更宝贵了，很少去拜访亲朋故旧，也怕去占别人时间，近两年春节也改用电话拜年法。最近去某省，我的表外甥已有孙子，称我太舅公，想想姜太公的形象，并不是很悦目的。
有些退休老人有失落感，我不仅无，反有所得感，我参加革命后都担任一些工作，除“文命”十年，每天按时上下班，创作漫画均在午夜。60年代我和邓拓分住前后院，彼此可以看到对方的灯光，所以几十年来，别人称我漫画家，而我只能算是业余作者。三年前，我已不理全国美协日常工作，可以补我数十年想当专业之夙愿。不想离开一线，我和生活有了距离，创作反而减少，减少的原因，还在于漫画创作需要敏锐，但老年偏爱迟钝。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几十年的创作习惯，已成为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虽然迟钝而不甘落后，每日伏案或阅读或作画或复函，老伴不免在中途喊一声：“该起来活动活动了。”
活动的方法是去附近邮局寄信，或去附近的自选商场及农贸集市买些好吃的水果、蔬菜、鱼肉，以便进行食疗，也达到了活动的目的。
我对饮食、生活、健康的态度是注意而又不太注意，是在乎而又不太在乎，例如应少吃肥肉，但遇到有肥肉时也吃它两块，以“又不是天天吃它”而自慰。
“文革”以前，天天晚间去游泳，“文革”期间虽在干校，门口又有大河而不敢去游，怕万一抽筋淹死，还要落一个“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每早做气功（静功）、老年健身操、太极拳，散步一小时，我没有时间去想老，自我感觉良好。我保持和七、八位中青年朋友通信，有解放军、铁路电工、农民、木工、知识分子，我称这种通信为“精神上的青春宝”。
这就是我这个小老汉对待老年的办法。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少封一些大师
近些年，报刊上封画家为大师的越来越多，谁也说不清我们怎么出了这么多大师！现在报刊甚多，如果每个星期出一位，那一年就能有五十二个大师，稍加一位，年产就超百了。艺术不像田径运动，可用秒表、皮尺测其高低。大师多了无法比较，只好随报刊去封。如果有人较真，提出异议，必被认为矫情或神经异常，所以美术大师越来越多。明眼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顶高帽，彼此心照就是。
最近又从报上看到“知名大师”一词，这又怪了，既成了大师，还有不知名的？细想一下，大师多了再要升级，只好再送“知名”高帽一顶，不想成了笑料。
大师是国宝，是国家稀有的人才，是极高的荣誉，总属少数，不可滥用。如果阿猫、阿狗戴上这种高帽，终究还是猫、狗，如果是人呢，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可以会心一笑。
希望今后报刊少封一些“大师”。
近些年，报刊上封画家为大师的越来越多，谁也说不清我们怎么出了这么多大师！现在报刊甚多，如果每个星期出一位，那一年就能有五十二个大师，稍加一位，年产就超百了。艺术不像田径运动，可用秒表、皮尺测其高低。大师多了无法比较，只好随报刊去封。如果有人较真，提出异议，必被认为矫情或神经异常，所以美术大师越来越多。明眼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顶高帽，彼此心照就是。
最近又从报上看到“知名大师”一词，这又怪了，既成了大师，还有不知名的？细想一下，大师多了再要升级，只好再送“知名”高帽一顶，不想成了笑料。
大师是国宝，是国家稀有的人才，是极高的荣誉，总属少数，不可滥用。如果阿猫、阿狗戴上这种高帽，终究还是猫、狗，如果是人呢，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可以会心一笑。
希望今后报刊少封一些“大师”。
我很喜欢书籍插图，一本书有了好的装帧插图，书的精神和格调就显出来，合乎身份的打扮，增添光彩。
我从小就爱看书里的绣像插图，凭心而论，那时的插图可怜得很，尤其那些石印本的图，艺术水平实在不高，但就是这样的书，书页也翻烂了。除此以外，也还有些翻译过来的外国童话，例如《阿丽斯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等，那些插图就更引人入胜了。童话的细节已记不清楚，但书中角色的画像，现在有些还记得，可见插图作用之大。一本书的插图也可以有各种版本。1984年，我去意大利访问，在佛罗伦萨就看到一个关于《木偶奇遇记》的展览，书中主角木偶匹诺曹就有各种不同风格的画法，每一个画家都可以在这个木偶王国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各显其能，看到这些插图真是叫人心旷神怡，儿童爱看，老头也爱看，可见插图之魔力。
现在，我们文学书籍的插图，比之那个时代，当然已经大为改观，但如果和今天文学书籍出版量相比，插图还是少了些。插图少的原因何在，我说不清，但现在有些糊涂观念是存在的，好像插图艺术并不算什么，只有国画、油画才算艺术似的，很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默默无闻，并没有在美术界和社会上得到重视和评价。
插图可以由各种不同的画家来画，例如版画家、国画家、油画家等等，在我国例如彦涵、叶浅予、古元就作过一些优美的书籍插图，当然还有不少在出版社工作的专门从事书籍插图和装帧的画家。去年北京举行过一次文学书籍插图展览，来稿就有四千幅，限于场地只展出了几百幅，风格、形式之多样，艺术上的突飞猛进，真令人刮目相看，其中大多是中青年作者，有的已经预示了大手笔的气派。中国终于有了一支插图队伍了，不能不令人高兴。
我在漫画之余，也曾为作家张天翼、陈笑雨，诗人袁水拍、池北偶的作品作过插图。我比较喜欢的是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陈笑雨的《残照录》和袁水拍的《酱油和对虾》所作的插图，我认为画得失败的是为《马凡陀山歌》和池北偶的《多刺的玫瑰》作的插图。这些书大多是讽刺腐朽的旧制度和讴歌新世界的，因此和漫画颇多相通之处。例如《大林和小林》童话中的人和动物已经带有浓厚的漫画色彩，使我的插图就有了一半的有利条件，但天翼同志童话的妙处在于并不捆住插图作者的手脚，使我去刻画书中人物时可以加油添醋、发挥想象。我作插图时，始终记住插图和原著是一种从属的地位，是配角、是衬托，千万不可去破坏这种主从的关系，因此，理解原著的主题和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点创作插图的经验，我实在写不出来，倘要硬写，势必胡吹，只好打住。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死猪不怕开水烫》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逐渐认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有不可分性。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去熟悉人民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有几位作家下去写了些当时感到很新鲜的作品，在鲁艺当时传说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有一小本本是保密的，记录老百姓的生动语言、成语、俗话和歇后语等。我一问，他让我看了，果然大有所得。这些成语形象鲜明，比喻确切，语言生动，是人民在长期社会、生产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富有哲理。我想如果用来作漫画，群众熟悉这些语言，自然也看懂了我漫画的意思，从此我也陆续搜集，可惜这些本本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日本投降，我去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例如把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画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群众一看就懂，部队也拿我的漫画去当时事教材。过去中国漫画的读者对象只限于城市的知识分子，现在工农兵都可以看漫画，大概总可以说是“大众化”了。
审判“四人帮”，张春桥在人民法庭上耍死狗，负隅顽抗，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这幅死相气愤得很，恨不得能揍他一顿，但又无可奈何。这时我起了几次草稿都未画成，忽然想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正合此时此地的张春桥吗？画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读者来信之多出乎我的意料，由此可见群众成语之艺术魅力。现在还是有许多新民谣在群众间流传，讽刺我们的不正之风，但是需要有分析地去采用它。
50年代我们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的，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