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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担任文渊阁校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高升不断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 ，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大考的题目是《远佞赋》，韵为“请问下民常厥德”； 《君子慎独论》； 《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绩。到这个时候，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诧不已。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兖传书一封，信的内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滥厕春宫。清夜扪心，实堪惭恧。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人之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这封信正充分抒发了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