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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到达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
三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很久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为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当时是海上最强的国家。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十六世纪末起，英国相继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之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
虽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一百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七十多年间，英国从中国的茶叶平均每年采购量由八万多磅增长到二百六十九万磅，增长了三十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其中英国所运为一百二十一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白银三百六十四万两，英国人购买的为一百七十万两，占46．7％。及至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四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4）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灵毓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十分地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由于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五个手指头。如果没有五千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起成为英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五千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两千五百块西班牙银元。先交两千，事成之后再交五百。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元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七天。在这七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他们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启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五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二百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目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5）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他们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犹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同时也是为了“严华夷之防”。
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们所厌。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乾隆五年九月，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两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十四个多先令。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他们基本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屈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虽然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官员们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