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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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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艺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小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艺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

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搬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搬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搬指二十个、花斑石搬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搬指套五十个、象牙搬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日,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搬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2)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搬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3)

    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如此算来,他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了。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四十五年乾隆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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